作者： 王国维
隋唐五代史总论
唐朝的职官与选举制度
府兵制的起源及其评价
盛唐之日落西山
中唐后理财之言论及方法
五代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隋唐五代史总论
论史者率以汉、唐并称，其实非也，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其于先汉，则了无似处，何以言之？
先汉虽危加四夷，然夷狄之人入居中国者绝鲜，后汉则南单于、乌丸、鲜卑、氐、羌，纷纷入居塞内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乱华之祸。而唐代亦然，沙陀入据中原，犹晋世之胡、羯也。蕃、浑、党项，纷纷西北，卒自立为西夏，犹晋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据东北，与北宋相终始，亦与晋、南北朝之拓跋魏极相似，一矣。汉有黄巾之起，而州郡据地自专，终裂而为三国，唐有黄巢之起，而长安之号令，不出国门，终裂而为五代十国，二矣。不特此也，汉世儒者，言井田，言限民名田，法家则欲行均输，管盐铁，初犹相争《盐铁论》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之争是也。至新莽遂合为一田为王田，兼行五均、六管是也。功虽不成，其欲一匡天下，措斯民于衽席之安，其意则皎然也。而自魏、晋以来，人竞趋于释、老，绝不求矫正社会，而惟务抑厌其本性，以求与之相安。本性终不可诬也，则并斯世而厌弃之，而求归于寂灭，为释、老者虽力自辩白，然以常识论之，岂不昭昭如此耶？常人论事，固无深远之识，亦鲜偏蔽而去实际太远之病，顺世外道之所由立也。夫举一世而欲归诸寂灭，是教社会以自杀也。教社会以自杀，终非社会所能听从，故至唐而辟佛之论渐盛，至宋而攘斥佛、老之理学兴焉。然宋儒之所主张者，则以古代社会之组织为天经地义，而强人以顺从古代之伦纪而已；人心之不能无慊于古道，犹其不能无慊于今日之社会也。而宋儒于此，亦惟使人强抑其所欲求，以期削足而适覆，此与言佛，老者不求改革社会，而惟务抑厌人之本性者，又何以异？此又其若相反而实相类者也。世运岂真循环耶？非也。世无不变之事，亦无骤变之物，因缘相类者，其所成就，亦不得不相类，理也。然则自后汉至于南北朝，与夫隋、唐、五代之世，其因缘之相类者，又何在也？
人性莫非社会所陶甄，今世社会学家言：人类已往之社会，大变有四：曰原始共产社会，曰奴隶社会，曰封建社会，曰资本主义社会。原始共产之世，遐哉尚已，吾侪今日，仅得就古先哲人追怀慨慕之辞，想像其大略而已。我族肇基之地，盖在江、河下游，故炎、黄交战及尧、舜所都之涿鹿，实在彭城，《世本》。与今称为马来，古称为越人者密迩。其争斗盖甚烈？吾族俘彼之民，则以之为奴隶，故彼族断发文身之饰，在吾族则为髡、黥之刑，本族有大罪者，侪之异族。苗民之所以见称为酷虐者以此。古所谓刑者，必以兵刃亏人体至于不可复属，此其始皆用诸战阵，施诸异族者也。苗民之作五刑，盖以施诸异族者，及本族也。黄帝，《书》称其清问下民，亦侯之门仁义存耳，其所恃以自养者，恐亦无以异于三苗也。此吾国之奴隶社会也。江、河下游，古多沮泽，水利饶而水患亦深，共工、鲧、禹，仍世以治水为务，共工与鲧皆蒙恶名，而禹独擅美誉，非其治水之术，果有以大异于前人也。自夏以后，吾族盖稍西迁，夏代都邑，皆在河、洛。西迁而水灾澹焉，则以为神禹之功云尔。出沮泽之地，入苍莽之区，不务力耕，惟求远迹，则于所征服之民，但使输税赋而止，夏后氏之贡法是也。贡之名，乃取诸异部族者，与取诸本部族之税赋大异，夏后氏之贡，实以税而蒙贡名，盖初施诸来服之异部族，后虽入居其部，征服者与所征服者，已合为一，而其法仍未变也。至此，则向恃奴隶之耕作以为养者，一变而衣食于农奴之租税矣。此吾国之封建社会也。自夏至于西周，此局盖未大变，故尚论者多以三代并称焉。孔子称殷因于夏，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必有所据。礼即法，惟俗相类，故礼相类，惟社会之组织相类，故俗相类也。东周以降，种植、制造之技盖日精，通工易事之风亦益盛，则斯民之生计渐舒，户口日增，恳拓日广，道途日辟，风尚日同，则可以兴大师，则可以造利兵，则可以远征，则可以久驻。所征服之国能供亿也。吴入郢能久留者，以郢故都会也。生事之演进，无一非军事、政事之先驱，而统一之业，与资本之昌骈进矣。然以吾国疆域之广，水陆程途之修阻，风同道一，固非一蹴可几，地方豪右及政府所命官吏之桀骜者，盖罔不乘隙思逞，一旦中枢失驭，则纷然并起而图割据矣，此州郡藩镇之祸所由来也，瘠土之民，沃土之富厚而思攘夺之，势也。吾国东南临海，大军不能飞越，西南则山岭崎岖，处其间者不能合大群，亦无由成为强寇，惟漠南北之地，既瘠苦足资锻炼，又平夷有利驱驰，每为侵掠者所根据，而河、湟、青海之间，亦其次也。争战必资物力，瘠土之民，固非沃土之民之敌，汉、唐盛时，所以能威棱远憺者以此，然自来操政治之权者，多荒氵㸒而无远虑，睹异族之臣服，则苟利一时之休息，而不暇维万世之安，而官吏、豪民，又利其可供赋役，恣虐使也如后汉至苦役降羌，晋世并州多以匈奴为佃客，且掠卖胡羯为奴婢是也。则使之入居塞内；而风尘有警，又驱其人以为兵；于是太阿倒持矣，此五胡及沙陀、契丹、党项之祸所由来也。孔子所谓大同，即古共产之世也，其和亲康乐无论矣。封建之世，黩武之族，虽坐役殖产之民以自活，然其所诛求者，亦税赋力役而已，于所征服之族社会固有之组织，未尝加以破坏也。以力胁夺，所得究属有限，而历时稍久，且将受所征服之族之感化而渐进于文明，故封建之世，社会之规制，尚未至于大坏，犹之人体，虽有寄生之虫，犹未至于甚病，故孔子称为小康也。至资本主义既昌，则昔时之分职，悉成为获利之彰，尽堕坏于无形之中，社会遂变而为无组织，而民之生其间者苦矣。东周以降，仁人志士，日怵目刿心，而思有以移易天下，盖由于此。然斯时之社会，其体段则既大矣，其情状则既隐曲而难明矣，而生其间者，利害又相龃龉而不可合，凡所措置，所收之效，悉出于豫期之外，而事变之来，又多不可捉摸，则安得不视社会为无可控制，不能以人力改造，其惟务抑压一己，以求与之相安，亦固其所。故新室与东汉之间，实为古今一大界。魏、晋以后之释、老，宋、明两代之理学，实改造社会之义即湮，人类再求所以自处，而再败绩焉者也。此又其所以若相反而实相类也。读隋、唐、五代之史者，其义当于此求之。
中国之史，非徒中国一国之史也，东方诸国之盛衰兴替，盖靡不苞焉，即世界大局之变动，亦皆息息相关，真知史事之因果者，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此其故何哉？世界各民族，因其所处之境不同，而其开化遂有迟早之异，后起诸族，必资先进之族之牗启，故先进之国之动息，恒为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先进之国，在东方为中国，在西方则在地中海四围，此二文明者，与接为构，遂成今日之世界。其与接为构也，一由海而一由陆。泛海者自中国经印度洋以入波斯湾，遵陆者则由蒙古经西域以入东欧。泛海之道，贾客由之，虽物质文明，因之互相灌注，初无于国家民族之盛衰兴替。遵陆之道，则东方之民族，自兹而西侵，西方之民族，亦自兹而东略，往往引起轩然大波焉。东西民族之动息，亦各有其时，月氏、匈奴，皆自东徂西者也，铁勒、突厥、回纥、沙陀、黠戛斯，则自西徂东者也。黠戛斯虽灭回纥，而未能移居其他，西方东略之力，至斯而顿，而东方之辽、金、元、清继起焉。辽之起，由其久居塞上，渐染中国之文明，金、元、清则中国之文明，先东北行而启发句骊，更折西北行以启发渤海，然后下启金源，伏流再发为满洲，余波又衍及蒙古者也。其波澜亦可谓壮阔矣。五胡乱华之后，隋、唐旋即盛强，而沙陀入据之后，则中国一阨于契丹，再阨于女真，三阨于蒙古，四阨于满洲，为北族所弱者几千年，则以铁勒、突厥等，皆自西来，至东方而其力已衰，而辽、金、元、清则故东方之族类也。东西民族动息之交替，实在唐世，读隋、唐、五代史者，于此义亦不可不知。
（吕思勉）
唐朝的职官与选举制度
自余与后世关系较巨者，曰职官制与选举制。自魏晋以来，以尚书令、中书令、侍中诸职分理国家政务。后周建六官之职，隋文践极，复废周官，还依汉魏。炀帝大业中，行新令，遂以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为中央政府最高机关。唐亦因之惟改内史省复为中书省，然其设官之意义有与魏晋迥不相侔者，魏晋之世，尚书令等不过帝皇之私属，唐则侍中中书令暨尚书左右仆射等，皆是“真宰相”。“其余以他官参掌者，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军国重事之名者，并为宰相。”与汉之丞相及行丞相事者同其职权是也，考唐制，“中书省其长为中书令，下有侍郎舍人等，以献纳制册，敷扬宣劳，”取旨议决机关也。“门下省其长为侍中，下有侍郎，给事中等，以侍从献替，规驳非宜，”审覆监督机关也。“尚书者其长初为尚书令，后为左右二仆射，下设左右丞，以统会众务，举持绳目，”奉行执行机关也。此外尚有秘书省以监录图书，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内侍省以承旨奉引，御史台以肃清庶僚，九寺五监以分理群司，六军十六卫以严其禁御，及东宫诸府以俾乂储宫，牧守督护以分临畿服，详见《通典》卷十九至三十四，《职官典》一至十六。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书所见，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敕旨既下，皆先经门下省，由给事中侍郎侍中等审署，事或不便与旨有违失，并得驳正封还。而尚书省奉行政令，分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本于隋，迄清末始改，部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等，亦沿用至清季举天下之事毕隶焉。
观开元中所修《六典》，设官分职，备极详密，弘纲巨旨，粲然明备，实足与周官颉颃。就其总者言之，如官司之奏报，文牍之施行，皆有定式，吾人今日尚远逊其完密焉。然自太宗时“大省内官，凡文武定员六百四十有二而已”。高宗武后世，仕进之门日广，擢拜多不以次，人皆弃农、桑、工、商而身趋之。《通典》所载“内外文武官员凡万八千八百五，内二、六二〇，外一六、一八五”诸色胥吏，“总三十四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内三五、一七七，外三一四、六八六。都计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有力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费，不足为忧。”安史乱后，黎庶凋瘵，出租赋者锐减，而食租赋者额则依旧，俸复倍增。且方镇外叛，宦官内横，朝廷百司，多不能举其职。冗官厚禄，遂为大病。朝廷以府库无蓄积，不足以供赏贵，复专以官爵赏功，名器亦由是而日滥焉。隋鉴九品中正制之弊，改荐举为考试，文帝始建秀才科，炀帝更建进士科，以策问及诗赋取士，至唐而科举之制益备。“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著于令者大略如此，而有司选士之法，则因时损益不同。初以秀才科为最高，“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自是士族所趋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明经先试帖文，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后试经义及对策。进士则试帖文对策外，兼试诗赋，故难易迥殊。因帖经仅资记诵，对策多可抄袭，诗赋则非可强为，其进士大抵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耻不以文章达，故进士为尤贵，终唐之世，“得人亦最为盛，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缙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九品中正之弊致成贵族政治，矫之以科举，而后贡选考试机会均等，不特泯贵族平民之阶级，庶民之优秀者，亦得与贵族均享政权。是即《礼运》所谓“选贤与能，天下为公”也。然自科举侧重文辞，“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故当开元盛世，杜佑已有“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笔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趋，职事委于郡胥，货贿行于公府”之叹。尚浮华而不务实际，遂为唐以下士子之通病矣。又自魏晋以来，多沿汉制设立国学，而唐制最备。自“国子”、“太学”、“四门”外，复有“律学”、“书学”、“算学”，其学生以阶级定之，皆隶于国子监。其地方亦各有学校，设博士助教等教之，当太宗世，学风最盛，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学生多至八千余人。为汉后未有之盛事。高宗龙朔中，东都亦置国子监。于时场籍率先两监而后乡贡，诸以文儒亨达，鲜不由两监者。天宝中，且尝令举人专由国学及郡县学。越二载，又复乡贡，盖唐制学校亦科举之一法，固与汉以国学为讲学地者异也。然自天宝后，学校遂衰，生徒流散，不逮盛时什一。且或“堕窳败业而利口舌”，或“崇饰恶言而肆斗讼”，或“凌傲长上而谇骂有司”，学风之坏，亦颇为时人所讥焉。
（缪凤林）
府兵制的起源及其评价
一、起源
府兵这名词，在旧日史学界中，是常挂齿颊的，是得人羡慕的；而其制度怎样，大致来说，却是暧昧的。这种现象，我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屡屡会碰着，府兵问题尤其突出。“府”字古人多作“财物所聚”和“官吏所居”解，像西汉的材官、羽林或南军、北军，三国的部曲等以前的兵制，没有以“府”为名的。府兵的起源一般人上推至西魏，然而我们要问，这种制度是不是西魏自创的呢？当西魏大统初年公元535—542年，宇文泰正在竭力抵抗东魏高欢的进攻，连年战争不息，要说在风雨飘摇之际，从容地来创立一种新兵制，似为时势所不许。直至近年，陈寅恪才揭出它是鲜卑兵制；宇文泰于522年北魏正光三年顷，已做了军官，北魏兵制应该是他所素知的，说府兵的组织方法由鲜卑族传下，是有相当的理由的。
代表鲜卑族的拓跋王朝，入主中国仅150年公元386—533年，我们既然说府兵是鲜卑兵制，《魏书》里面总应该有多少事实可资证明。《魏书》卷五八《杨椿传》说：“自太祖即道武帝平中山公元397年，多置军府，以相威振，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46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人。”可见拓跋朝初期早有“军府”的名称。又《北齐书》卷二三记正光四年公元523年魏兰根跟随李崇往讨蠕蠕又作“茹茹”，曾对崇说：“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更张琴瑟，今也其时，……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
“府兵”的名称，应由“府户”所引生。又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八月北魏孝明帝解放军人为民的诏书说：“世祖太武皇帝公元424—451年……躬率六师，扫清逋秽，诸州镇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逮显祖献文皇帝公元466—470年自北被南，淮海思乂，便差割疆族，分卫方镇。高祖孝文皇帝公元471—499年……选良家酋帅，增戍朔垂。……先帝宣武帝，公元500—515年以其诚效既亮，方加酬锡，会宛、郢驰烽，……兵连积岁，兹恩仍寝，用迄于今，怨叛之兴，颇由于此。朕孝明帝……追述前恩，敷诸后施，诸州镇军贯之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此等世习干戈，率多劲勇，……”可见至北魏末叶，已军为军籍，民为民籍，并不像后人所说的“兵民合一”或“兵农合一”。不然的话，魏兰根又何须请求“凡是府户，悉免为民”，事情是明白不过的。原来“兵农合一”的含义，就是说，当兵的一离开队伍，便马上回去种田，若遇征召，即放下农具来作战；游牧部落只是“兵牧合一”，并不是“兵农合一”，农业技术比畜牧复杂得多，鲜卑人刚开始汉化，种植事物是不大懂的。他们受了分田，其中总有些给人佃耕而过着等于汉族地主的生活。倘若不然，出征的人的家里没有劳动力，他们又怎样耕作呢？正始元年公元504年九月诏：“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随其土宜，水陆兼用，必使地无遗利，兵无余力”，或拿来作为北魏兵农合一的凭证。我们试看《魏书》卷七九《范绍传》，说魏人克复义阳那一年按即正始元年的冬天，朝廷准备南伐，“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派范绍为西道六州屯田大使，便知道那些是屯兵田兵，故要他们秋种麦，春种粟稻，并不是一般的兵都这样。再观皇始时代的镇兵“不废仕宦”引见下文，更哪能说是“兵农合一”？
正光五年的诏书虽然颁下，却未实行，因为各镇起义的火焰已普遍地燃烧起来了。同时，广阳王渊唐人讳“渊”，改作“深”也上表说：“昔皇始公元396—397年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沖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多復逃胡乡。”拿元渊这个表章，与前引魏兰根之言以及同时的绍书相比读，对于酿成镇兵愤怨的经过，越为明白。
再综合前四段引文，加以分析，我们可约略晓得，北魏这些兵初时都从世族“强宗”或重臣“国之肺腑”的子弟“高门子弟”挑选而来，换句话说，并不是普遍征兵。当选之后，遇着机会，仍可以照旧“入仕次叙，一准其旧”充任官吏“不废仕宦”，无分文武“文武兼用”，还可免除赋役“偏得复除”。不过这些军人的子孙，却要继承着父兄担负服兵役的义务“世习干戈”，由此可见，北魏是采用世兵制的。兵役虽是世袭，但其身份与不当兵的平民并无区别，即是军和民享受平等待遇，所以世家子弟都乐于当兵。到了中叶太和以后，因为受汉族重文轻武的思想影响李沖任事，当兵的渐被官吏蔑视，待遇不复平等，把他们的户口拆分出来，特号为“府户”，致有军籍、民籍之别；因之，当兵的就跟奴隶一样“役同厮养”，无复有进身仕途的希望“不过军主”，身份降低了“莫肯与之为伍”，“清流”不肯与他拉朋友、聊婚姻了“官婚班齿，致失清流”。反观旧日不当兵的同族又怎样呢？他们依然可以作官“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没有丢失他们的身份，在相形见绌之下，不禁又怨又愤，越积越深，卒酿成北魏末年一场很剧烈的阶级战争，即北边六镇之乱，拓跋氏便跟着亡国。
北魏在边防要地置镇，镇之下地位较次的叫做“戍”。北方各族兵卫制度，大概酋长身旁虽设置常川保卫军，但取轮班的办法，不上班的驻在各人的牧地，他们有着马匹，平时又习于骑术，即遇意外征调，数百里之外也很容易集中起来。其后往汉族土著地方迁移，环境便大大变易，田畴交错，不容许戎马任意驰骋，集中就发生许多困难，北边要防御蠕蠕部落等来侵，南边又要防南朝的武装入境，南北的沿边不能不设固定的镇戍以资防御了。杨椿所称“渐割南戍”，系指献文时分出北方一部分边兵往南方戍守“差割疆族，分衞方镇”，以致兵力单薄，失去镇压的力量。魏兰根亲眼见到阶级斗争势将爆发，为思患预防之计，要扫除军民的隔阂；果然同年之内，沃野镇人便竖起义旗，一发而不可复止。
由这，知“镇”是军队驻扎的地点，“府”是军队征发的来源，两者是不能混同的。
有人见北魏史里自道武帝至末世，常有禁兵亦称禁旅、义兵亦称义军、义众等名称，以为世兵之外，还有别种兵制。我们须知西魏府兵一面担任禁卫，另一面又担任作战，其制度应上承北魏。北魏从太和时由代迁到洛阳的兵士都充当羽林虎贲；又孝明帝初任城王澄奏，“羽林虎贲，边方有事，暂可赴战”，可以推知禁兵也是应用世兵制的。其次，“世兵”这个名词是表示着他们怎样组织，“禁兵”是表示着他们接受什么任务，两者的范畴不同，我们哪能说禁兵不是世兵制度呢？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到我们只承认府兵的初制起源于鲜卑，“府兵”的名称在北魏时代还没有成立。至于义兵与农民起义军的“义师”同属于临时集结的，所不同的前者是拥护封建统治的组织，后者是反抗封建统治的组织，所以并不是经常的兵制。
二、评价
（一）府兵制的性质
要确定府兵这一制度不适合于我国封建社会，必先明了它的性质，以前研究者因没有通过深入分析，致发生多少误会：
第一，府兵不是普遍征兵制而是略加变通的世兵制，认府兵为普遍征兵制，据我所见，较早者有罗识武。其后则何兹全说：“直到隋代统一南北，才又为普遍的征兵所代替。按唐的府兵由隋朝传下，那末，他是认唐府兵为普遍征兵了。但果如其说，各道的折冲府数断不会相差太远，为什么关内的竟至五六十倍于岭南、江南呢？另一方面，何氏又说“永嘉以后公元三一二年以后的北方诸王朝及北魏、周、齐亦有世兵制”，然而隋制无疑承袭北周，应不能同时为普遍征兵又为世兵的；何况北魏中期已把当兵的别开为府户，西魏最初所拣，限于“六户中等以上”，甚至唐代，也有卫士拣充“取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元从军老及缺，必取其家子弟乡亲代之”等限制，尤其有“军府州”和“非军府州”的区别，有点像清代的八旗，普遍征兵何须要这样规定呢？
有人既误会“六户中等以上”为六等以上户，因而联系到龙朔三年“卫士八等以下”的制定，认为“此制与其初期仅籍六等以上豪户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广普及于设置军府地域内全部人民之确证也”。“八等”下中指户籍等第，“六户中等以上”指六镇户第六等中下以上，府兵之家，既不免征徭，自然有九等之别，怎样见得府兵制普及于军府地域内之全部人民？如果说从前只限于“中下”以上，为什么这时却有“下中”以下的户出现？那又须知户等非固定不变的，从前家道殷实，隔了些时变而家道中落，是很平常的事；由此又可证实府兵是世兵制，故有由中下户堕落到下中户的现象。王夫之说：“唐之府兵，世著于伍，垂及百年违其材质，强使即戎。”他的观察是正确的。
第二，府兵不是“兵农合一”或“兵民合一”。自《邺侯家传》有“郡守农隙教试阅”的话，《新唐书·兵志》更坐实其“居无事时耕于野”，遂造成兵农合一的长期误解。不错，漠北各族本来是兵牧合一的，无事则返回牧地，照料牛羊，有事则千里之间，瞬息可以集中作战，但入居中原后由牧而农，情形可就不同了。西魏下番之后“教旗习战”，哪能分身兼顾农务呢？北周以“侍官”为称，略似清代的侍卫，唐代的授勋很滥，更可多得一分勋田，他们回到乡间去恐怕总以绅士自居，故能够雇人代替，虽然分有田，未必都个人自耕。唐制又名言拣自六品以下子孙，更属于士族阶级了。太宗时简点使封德彝等想把中男十八岁以上的简点入军，魏征说，若中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陈寅恪以为从租赋一句话来推测，“则当日人民未充卫士时亦须担负租赋杂徭之义务，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务农之二业也，岂非唐代府兵制兵农合一之明证乎？”按唐代无论士农工商都可受田，既享受田的权利，自然应尽纳租赋的义务，点府兵之家不见得定是农家，尤其纳租赋之家更不尽是农家，拿未充府兵时须纳租赋的条件来断定兵农合一，恐说不过去吧。
北齐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陈傳良指此为府兵法之始基。按“兵”字那时可作“民丁”解，“力役”又与“军人”异，这条命令属于地方上田赋性质，而北齐的军人户口，归军将管辖，地方官无权过问的至十州之多，他们都是免去租赋的，则上项命令怎见得与府兵相关呢？
或又说“兵民合一”，同样脱离事实。唐律“诸征人冒名相代者徒二年……若部内有冒名相代者里正笞五十，一人加一等”。按不是卫士而临时募充的叫做“征人”；又“其在军冒名者队正同里正”，所谓“在军冒名”，指卫士以上。换句话说，民征人有罪罚在里正，府兵卫士有罪罚在队正，显是军、民分治之确证，哪能认为兵民合一？还有卫士的名簿，只由本折冲府掌握，不归州县地方管理，更显而易见，兵民是分治的了。
唯其是这样，唐代各道军府数目之多少悬殊，同一道内的军府分布之疏密互异，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
第三，府兵兼负宿卫和出征两项任务。谷霁光说：“当日隋、唐军备中——至少府兵一项——最重宿卫一点。”试看隋、唐府兵分隶于十二卫将军，再上溯西魏的初制，“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可见府兵之职务，自始至终，没有大改变。
第四，府兵最突出的缺点是自备物资。像朱礼所说：“皆自食其力，不赋于民。……田制既坏，府兵亦废，而唐常有养兵之困。”系只看见小利的一面而没见到大害那一面。北族战争时准其军队掠夺，俘虏又得配给，自备不是难事。我国很早就有队伍严肃、秋毫无犯的认识，如果要军人们出资备战，岂不是一个大大的矛盾吗？
由于以上分析，便明白府兵制是游牧社会的落后组织，我们早进入封建社会，拓跋族及其继承者却把那种制度再施行于中国，拉向后走，维持了二三百年已嫌太久，如何再能继续下去呢？王夫之以为“府兵者犹之乎无兵也”，确一语破的。朱礼曾说：“凡天下之物，极于成者必坏，而萌于始者必极于成而后已，猶言人之生也，稚而壮，壮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府兵当壮而镇兵尚稚，府兵已亡而镇兵方壮，其成其坏，自不相侔，而相为消长者亦其势之必至也。”尚能抉出府兵已达到衰亡的理由。
（二）府兵制的利弊
关于府兵制的利弊，论者大不乏之人，但因对府兵的性质认识不甚清楚，立言往往无当于事实，故属于此一类的论议，这里不拟多辨，只条列其出发点尚不大错者数端：
“论制度的好坏，或制度的利弊，须视当日政情而定。”这是我们论古史所应有的认识，我们不能把历史向前拉的。府兵之利，据一般说：
一、居重驭轻。可是有人既强调这一条，同时又引唐中宗后韦氏临朝称制，召折冲兵万人分屯京城，由韦氏子侄统领，“总兵的仍又利用易于集中的军队，以行其是”。那末，主要还是能不能够连用的人事问题，不在乎居内或居外。
二、将帅无握兵之权，可免私兵之祸。然而募兵、边兵等也可以易帅，这不一定是府兵特有之利。
三、简点丁壮，须验材力。这是一方面的看法。但又有人以为“少壮不齐，难成劲旅”，其实这种利弊，完全靠人事调节，非府兵制本身的特点。
关于它的弊害，又有如下的论据：
一、远近分番之太过纷扰。章氏说：“唐以远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纷扰。……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坏也。”朱礼的见解略同。这不能不算是制度本身的缺点。
二、府多的地带，虽互助仍难供办。这是府兵制最突出的弊害。
三、引着君主走上黩武的途径。有人举隋炀帝增置军府扫地为兵为例。按炀帝唯大事招募，故至于扫地为兵，君主之酷好战争，无论在任何兵制下都有之，不能专归咎于府兵的。
（三）总结
府兵制是适应于游牧社会的兵制。生长在漠北的落后部族，习于骑术，来去较易，他们本无禁兵、边兵之别，无事时可以屯聚在一起，有事时可以散而之四方。他们的策略是因敌为粮。用不着辎重、饷需的后继，不前进，不力战，就会饿死，战胜就可分享到战利品。燕凤说：“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之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以常胜也。”可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里，情况不一样，其有利因素势难继续保持，制度亦必然不能持久施行。此外，它不适合于封建社会的还有如下几点：
一、府兵揀取的原则是先富后贫，富人多娇生惯养，不知作战为何事，即使他们愿意入军，也必演成不能授甲的现象。要靠他们御敌卫国，是多么危险的事！
二、如果取的是贫羸的，没有乡邻互助，妻子无以资生，自不能安心上番，最后只有逃亡。兵疲饷绌而期望战胜，与取自富豪子弟者同一样危险。
三、经济越发展则分工越细密，随着潮流影响，相信有府兵名籍的已多转入工、商两途，定期番上，必非所愿。魏征《十渐疏》说“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贞观十三年已有此弊，则借作僮仆非始自武后，初唐早肇崩溃之基。
四、国家机构未确立，自然无法担负巨额支出——尤其是军费之支出，资斧自备实即氏族社会末期一种变相的赋税。封建社会则不然，国家已建设征收的机构，人民也大致按比例而缴纳赋税，府兵之优免租庸调，无非等于当兵的雇值因为不当兵的也同样受田。随着时势而变通，国家固宁愿略增一点支出，取得统筹兼顾之较妥善的途径，使军备达于巩固地位，一方面可减少贫弱逃亡，免至财政紊乱；另一方面又可使富豪安帖，不至发生抵抗。就统治阶级来说，改世兵为雇兵是有利的。
总之，府兵之废除，系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必然产生的结果，主要是经济对兵制的影响。虽然兵制改变后也可对经济发生其作用，但如果认为：“府兵破坏，整个的社会经济也同时发生动摇，……至少是社会经济崩溃的一个象征。”则恰得其反。府兵崩溃的过程，如第七章所揭，应包括武后之开元初叶一个时期，正是唐代经济最繁荣上升的时期。我们无须多辨，只拿当年历史来一比，便知道正由于经济繁荣，才促使府兵崩溃，绝非府兵废除象征着经济崩溃了。
论道我国历朝兵制，府兵最为一般人所共知，然而在开元时史册已不甚详，因而后世就发生许多误会。对于它的起源，或以为本自鲜卑而未提佐证，或以为同于南朝而理由不充。试求其实，无疑是游牧社会的落后兵制，它与均田相依为命，没有授田，不可能强迫军士自备资斧和武器。时至隋唐，国内经济日益发展，兼并之风，不可复抑，均田制崩溃，府兵制也自然而然地跟着崩溃。
中唐的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好像空想唐虞三代一样，只觉得府兵废除后仅三十年便发生安禄山之乱，就把前者看作是后者之因，众口一辞，几成定论。其实安禄山是在李唐军政不修的情况下发动变乱的，府兵即使尚存，也无能为力。
府兵制是略为变通的世兵制，不是兵民合一，也不是兵农合一。它兼负禁卫和征行两种职务，有点跟东西周和后来契丹、蒙古的军制相像。拓跋氏把它和均田制一起带入中原，仗着统治的势力，才推行了许久，实际上它与我国的封建社会是并不适应的。
（岑仲勉）
盛唐之日落西山
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然其衰机亦肇于是时。高宗的性质是失之于柔懦的。他即位之初，还能遵守太宗的成规，所以永徽之政，史称其比美贞观。公元655年，高宗惑于才人武氏，废皇后王氏而立之。武后本有政治上的才能，高宗又因风眩之故，委任于她，政权遂渐入其手。高句丽、百济及西突厥虽于此时平定，而吐蕃渐强。吐谷浑为其所破，西域四镇亦被其攻陷，唐朝的外患，于是开始。683年，高宗崩，子中宗立。明年，即为武后所废，徙之房州今湖北竹山县。立其弟豫王旦即后来的睿宗。690年，又废之，改国号为周，自称则天皇帝。后以宰相狄仁杰之言，召回中宗，立为太子。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乘武后卧病，结宿卫将，奉中宗复位。自武后废中宗执掌政权至此，凡22年，若并其为皇后时计之，则达55年之久。武后虽有才能，可是宅心不正。她是一种只计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而不顾大局的政治家。当其握有政权之时，滥用禄位，以收买人心；又任用酷吏，严刑峻法，以威吓异己的人，而防其反动；骄奢氵㸒佚的事情，更不知凡几；以致政治大乱。突厥余众复强。其默啜可汗公然雄据漠南北，和中国对抗。甚至大举入河北，残数十州县。契丹酋长李尽忠亦一度入犯河北，中国不能讨，幸其为默啜所袭杀，乱乃定。因契丹的反叛，居于营州的靺鞨营州，为热河朝阳县，为唐时管理东北异族的机关。就逃到东北，建立了一个渤海国。此为满族开化之始，中国对东北的声威，却因此失坠了。设在今朝鲜平壤地方的安东都护府，后亦因此不能维持，而移于辽东。髙句丽、百济旧地，遂全入新罗之手。西南方面，西域四镇，虽经恢复，青海方面对吐蕃的战事，却屡次失利。中宗是个昏庸之主，他在房州，虽备尝艰苦，复位之后，却毫无觉悟，并不能铲除武后时的恶势力。皇后韦氏专权，和武后的侄儿子武三思私通，武氏因此复盛。张柬之等反遭贬谪而死。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中宗的婕妤上官婉儿，亦都干乱政治。政界情形的混浊，更甚于武后之时。710年，中宗为韦后所弑。相王旦之子临淄王隆基定乱而立相王，是为睿宗。立隆基为太子。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仍干政，惮太子英明，要想摇动他。幸而未能有成，太平公主被谪，睿宗亦传位于太子，是为玄宗。玄宗用姚崇为相，廓清从武后以来的积弊。又用宋璟及张九龄，亦都称为能持正。自713至741年，史家称为开元之治。末年，突厥复衰乱，744年，乘机灭之；连年和吐蕃苦战，把中宗时所失的河西九曲之地亦收复；国威似乎复振。然自武后已来，荒氵㸒奢侈之习，渐染已深。玄宗初年，虽能在政治上略加整顿，实亦堕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中岁以后，遂渐即怠荒。宠爱杨贵妃，把政事都交给一个奸佞的李林甫。李林甫死后，又用一个善于夤缘的杨国忠。天宝之乱，就无可遏止了。一个团体，积弊深的，往往无可挽回，这大约是历时已久的皇室必要被推翻的一个原因罢？
唐朝的盛衰，以安、史之乱为关键。安、史之乱，皇室的腐败只是一个诱因，其根源是别有所在的。（一）唐朝的武功从表面看，虽和汉朝相等，其声威所至，或且超过汉朝，但此乃世运进步使然，以经营域外的实力论，唐朝实非汉朝之比。汉武帝时，攻击匈奴，前后凡数十次；以至征伐大宛，救护乌孙，都是仗自己的实力去摧破强敌。唐朝的征服突厥、薛延陀等则多因利乘便，且对外多用蕃兵。玄宗时，府兵制度业已废坏，而吐蕃、突厥都强，契丹势亦渐盛。欲图控制，守御，都不得不加重边兵，所谓藩镇，遂兴起于此时，天下势成偏重。（二）胡字本是匈奴的专称，后渐移于一切北族。再后，又因文化的异同易泯，种族的外观难改，遂移为西域白种人的专称。详见拙著《胡考》，在《燕石札记》中，商务印书馆本。西域人的文明程度，远较北族为高。他们和中国，没有直接的政治关系，所以不受注意。然虽无直接的政治关系，间接的政治关系却是有的，而旦其作用颇大。从来北族的盛衰，往往和西胡有关涉。冉闵大诛胡、羯时，史称髙鼻多须，颇有滥死，可见此时之胡，已非尽匈奴人。拓跋魏占据北方后，有一个蓋吴，起而与之相抗，一时声势很盛，蓋吴实在是个胡人。事在公元446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见《魏书·本纪》和《宋书·索虏传》。唐玄宗时，北边有康待宾、康愿子相继造反，牵动颇广，事在公元721、722年即玄宗开元九年、十年。康亦是西域姓。突厥颉利的衰亡，史称其信任诸胡，疏远宗族，后来回纥的灭亡亦然，可见他们的沉溺于物质的享受，以致渐失其武健之风，还不尽由于中国的渐染。从反面看，就知道他们的进于盛强，如物质文明的进步，政治、军事组织的改良等，亦必有受教于西胡的了。唐朝对待被征服的异族，亦和汉朝不同。汉朝多使之入居塞内，唐朝则仍留之于塞外，而设立都护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所以唐朝所征服的异族虽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乱华一般的杂居内地的异族之患。然环伺塞外的异族既多，当其种类昌炽，而中国政治力量减退时，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险了。唐末的沙陀，五代时的契丹，其侵入中国，实在都是这一种性质，而安、史之乱，就是一个先期的警告。
安禄山，《唐书》说他是营州柳城胡。他本姓康，随母嫁虏将安延偃，因冒姓安。安、康都是西域姓。史思明，《唐书》虽说他是突厥种，然其状貌，“鸢肩伛背，目侧鼻”，怕亦是一个混血儿。安禄山和史思明都能通六蕃译，为互市郎，可见其兼具西胡和北族两种性质。任用蕃将，本是唐朝的习惯，安禄山遂以一身而兼做了范阳、平卢两镇的节度使。平卢军，治营州。范阳军，治幽州，今北平。此时安禄山的主要任务，为镇压奚、契丹，他就收用其壮士，名之曰曳落河。其军队在当时藩镇之中，大约最为剽悍。目睹玄宗晚年政治腐败，内地守备空虚，遂起觊觎之念。并又求为河东节度使。755年，自范阳举兵反。不一月而河北失陷，河南继之，潼关亦不守，玄宗逃向成都。于路留太子讨贼，太子西北走向灵武、灵州，治今宁夏灵州。即位，是为肃宗。安禄山虽有强兵，却无政治方略，诸将亦都有勇无谋，既得长安之后，不能再行进取。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朔方军，治灵州。乃得先平河东，就借回纥的兵力，收复两京。长安，洛阳。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九节度之师围庆绪于邺。因号令不一，久而无功。史思明既降复叛，自范阳来救，九节度之师大溃。思明杀庆绪，复陷东京。李光弼与之相持。思明又为其子朝义所杀。唐朝乃得再借回纥之力，将其打平。此事在762年。其时肃宗已死，是代宗的元年了。安史之乱首尾不过8年，然对外的威力自此大衰，内治亦陷于紊乱、唐朝就日入于衰运了。
（吕思勉）
中唐后理财之言论及方法
开元之初，缘边戍兵常六十余万，中间虽尝罢遣廿余万《通鉴》二一二开元十年，然不久而屡兴战役东北、西北及西南。安史乱后，更军费大增。职是之故，不得不讲求理财，理财又可分言论与方法两项记之。据余所见，通李唐一朝，其言论可取者得二人焉。
一、刘彤 北周之际，凡盐池、盐井，皆禁百姓使用，官赋其税，隋开皇三年始罢之。《隋书·食货志》及《通典》一〇入唐后，诸州所造盐铁，每年虽有官课，但中央似不大过问。开元九年左拾遗刘彤上论盐铁表云：“……然而古费多而有余，今用少而财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民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民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国，济民盛事也，臣实为当今宜之。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捐有余而益不足。……然臣愿陛下诏盐铁木等官，各收其利，贸迁于人，则不及数年，府有余储矣。然后下宽大之令，蠲穷独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同上《会要》。其计划之大致，即（一）凡人民未获国家许可，不得霸占国家公地、公物，以取丰富之利润，此种获利甚厚之事业，应归国家专营及贸易。（二）贫穷之民，宜免除徭赋，使得专心务农。（三）如果贫民可以蠲免税赋，则被压迫之民众，自然望风景附。其言颇与近世主张国家收入主要靠国营事业之理论相近，见解迥出向负唐代理财盛名的刘晏之上。玄宗曾令姜师度、强循等计会办理，卒以沮议者多，并未由中央收管同上《会要》。刘彤“柔荒服”之见解，实即儒家所谓“王道”，如果善于体会及运用，何难化臭腐为神奇。
二、陆贽 有中央统治之剥削，有贪官污吏之剥削，更有豪门、地主之剥削，剥削愈多，人民愈苦，则反抗生焉。试观陆贽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见下文），又李绅诗：“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知中唐以后，上层阶级如何压迫剥削，下级农民如何困穷无告，即此一端，唐已有必亡之道矣。兹节录贽疏《宣公集》二二于下方，所言虽仍不免受时代之限制，然在彼时能作此等话，称曰“民主经济论”，不为过也。
国之纪纲，在于制度，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此王者所以节材力，励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变革者也。代理则其道存而不犯，代乱则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则贵贱有章，丰杀有度，车服、田宅，莫敢僭逾，虽积货财，无所施设，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穷，圣王能使礼让兴行而财用均足，则此道也。其制委，则法度不守，教化不从，唯货是崇，唯力是骋，货利苟备，无欲不成，租贩兼并，下锢齐人之业，奉养丰丽，上侔王者之尊，户蓄群黎，隶役同辈，既济嗜欲，不虞宪章，肆其贪婪，易有纪极。天下之物有限，富家之积无涯。养一人而费百人之资，则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倾千家之产，则千家之业不得不空。……今兹之弊，则又甚焉。……且举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哲王疆理天下，百亩之地，号曰一夫，盖以一夫授田，不得过于百亩也。欲使人无废业，田无旷耕，人力、田畴，二者适足，是以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氵㸒，法立事均，斯谓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公廪安得广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昔之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谨经界，岂虚设哉！斯道浸亡，为日已久，故欲修整顿，行之实难，革弊化人，事当有渐。望令百官集议，参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此乃古者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
安、史发难，昔日之财源既大大缩减，同时又军费日增，唐室自不得不多方设法以求应付。当日筹款方法，约可别为六类如下：
1．盐 至德元年，第五琦拾刘彤之策，创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如旧业户并游民愿业者，使为亭户，免其杂徭，隶于盐铁使，私煮者罪有差《旧书》一二三。琦既贬死上元元，刘宴代之宝应二，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逾十倍，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总千二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元和三年收入七百二十余万《元龟》四九三，是为最高之数。又《旧书》一四称，元和五年收卖盐价钱六百九十八万五千五百贯。惟《通典》一〇言“每岁所入九百余万贯文”，按《会要》八七，元和“七年王播奏，去年盐利，除割峡内井盐，收钱六百八十五万，从实估也”，九百余万或非实估之数，故而不同。
刘宴之理财，计有三长：①募疾足传递四方物价，其上下能于四五日内知之，故食货之重轻，尽在掌握，使囤积者无所施其术。②所任使多后进有干能者，故富朝气而不敢为非。③视事敏速，乘机无滞。
当日产盐之区，约可分为三类：一曰散盐，即海盐，自幽州以南至岭南沿海之地。二曰池盐，河中府解县池与陕州安邑县池总谓之两池，元和时岁收一百六十万贯《元和志》一二。灵州回乐县有温泉盐池，怀远县有盐池三所。《元和志》四：“隋废；红桃盐池盐色似桃花，在县西三百二十里。”威州温池县有温池。盐州五原县有乌池、白池。夏州有二盐池，色青者曰青盐，一名戎盐，入药用《元和志》四。丰州界有胡洛落池。三曰井盐，成州长道县有盐井。剑南之陵、绵、资、泸、荣、梓、遂、阆、普、果十州共有盐井九十所。
元和六年，户部侍郎卢坦奏，河中两池颗盐只许于京畿凤翔、陕虢、河中、泽潞、河南、许汝等十五州界内籴货，比来因循，兼越兴元、洋、兴、凤、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责，得山南西道观察使报，其果、阆两州盐不足供给当地，若兼数州，自然阙绝，今请将河中盐放入六州界籴货《会要》八八；此为后世划分引岸之始基。
2．茶 茶饮至中唐而盛玄宗时毋景著《伐饮茶序》，代宗时陆羽著《茶经》。贞元八年水灾，诏令减税，诸道盐铁使张滂筹抵补之法，因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十分税一，是为茶属专税之始。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会要》八四。惟《陆宣公集》二二言岁约得五十万贯。大和九年，从王涯议，设榷茶使，由官收茶自造作，旋即罢之。《元和志》二八言，饶州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
代宗以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是为我国茶叶外销漠北之始。《新书》一九六《陆羽传》又建中二年常鲁使吐蕃，赞普以寿州、舒州、顾渚今长兴、蕲门应即今之祁门、昌明川茶名、湖今岳阳各茶出示，《国史补》下，又知此时茶饮已输入吐蕃。
3．酒 北周之末，曾置酒坊收利。《隋书·食货志》唐至广德二年，始敕诸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大历六年又分酒店为三等，建中元年罢之。三年，初榷酒，悉令官酿，每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委州县综领，惟京畿免榷。贞元二年，并推行于京兆，每斗榷酒钱百五十文，然亦有榷曲而不榷酒之地方，大和末税收约百五十六万余缗，酿费居三分之一。
4．青 苗钱及地头钱。广德二年，百司俸料不给，初令诸州征青苗钱，每亩十文，大历三年更加五文，候苗青即征之，故名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文，共约得钱四百九十万贯。《旧书》一一永泰二年数。
5．借商钱 北齐武平时，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隋书·食货志》此借商钱亦见于六朝者。肃宗初，遣御史分赴江淮、蜀汉，籍豪商富户家资，所有财货畜产，十收其二，谓之率贷《通典》一一。建中三年，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韦都宾等建议，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令富商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于是试行于京师，约罢兵后以公钱还，计借商及括僦柜即今之质库、当铺质钱共得二百万缗《通鉴》二二七。论者多责其苛扰，试问此种做法，比诸同年税钱每千增二百，盐每斗价增百钱，其苛扰之广狭为如何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持论者乃见不及此。唐末仿行者有乾符五年太原借商人助军钱五万贯文《唐末见闻录》，又广明元年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高骈奏盗贼蜂起，皆出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乃止《通鉴》二五三。
6．屋间架税及除陌钱 建中四年，判度支户部侍郎赵赞奏设两种杂税：（甲）税屋间架，即今之住屋税。法凡两屋谓之一间，屋分三等：上等每间出钱二千，中一千，下五百，隐匿一间者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犯家。（乙）除陌钱，约与今印花税相类。东晋货卖牛马、田宅，有文券者率一万输值四百，无文券亦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唐旧制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税二十，至是增为五十即百分之五，凡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罚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出于犯家。行不数月，遇兴元元年正月朔大赦，悉予停罢。同时，赞又请置大田，收天下田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名曰公田、公桑，自王公至庶人按差等助耕，收谷、丝以补公用，旋自认非便，遂寝不行。
征课之色目既增，收入之数自应大进，而征之事实，却又不然。李吉甫《元和国计簿》称，元和两税、榷酒斛、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比较天宝所入陚税，计少一千七百一十四万八千七百七十贯石《通鉴》二三七胡注据宋白转引，以物质不同之单位，糅合互加，实际本无从比较，今姑如所言计之，建中初之收入，总计四千七百五十五万五千余贯石见前节，是元和初期不特比天宝少，且比建中较少一千二百余万贯石。
推原其故，则由于地方官假公款以为进奉，进奉之入于宫内者愈多，斯公款之上于度支者愈缩。代宗生日，臣工有献，是其开端。德宗宫内颇事奢靡，相传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铺锦蔡絛《西清诗话》引李石《开成承诏录》。及朱泚既平，尤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韩滉献羡钱五百余万缗贞元二，节度使韦皋有月进据《国史补》，《旧书》四八作日进，观察使李兼有月进，诸使杜亚、刘赞、王纬、李锜皆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至代易时，又有进奉，常州刺史裴肃鬻薪炭案纸为进奉，得迁观察，宣州判官严绶假军府为进奉，召补刑部员外，是直卖官鬻爵之变相矣。
顺宗即位，罢诸粃政。宪宗继体，旋又复旧，度支盐铁诸道，贡献尤甚，号助军钱，贼平则有贺礼及助赏设物，群臣上尊号则献贺物《新书·食货志》此外，如王锷自淮南入朝，厚进奉，山南西柳晟、福建阎济美违赦进奉均元和三，河东王锷进家财三十万缗元和五，皆彰彰在人耳目。代宗时，常衮曾言，“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民”，取之什而供其二三，唐帝视之，已有受宠若惊之势，易言之，即教下使贪也。由是而吏治益不可澄，财政益不能理，民生益不得不困，唐室有自杀之道，此又其一端矣市舶使之收入，亦归宫中，下文再言之。
再推而下之，地方官吏、土豪、富户之剥削，益不可数计。此外更有因钱币价涨，不加调整，使民间负数倍之损失者；如李翱元和末《疏改税法》云：“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后可。……假令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十千之数，是为比建中之初为税加三倍矣。”《李文公集》九耕地面积相同，隔三四十年，生产不会增多，纳实物却增三四倍，折征而不随币值为升降，民困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矣。
（岑仲勉）
五代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一、梁唐晋的争夺
从来读史的人，有一个谬论。就是说：“唐朝有藩镇，所以兵强；宋朝削除藩镇，国内虽然治安，然而兵就弱了，就是辽金元之祸。”这句话，全是误谬了的。宋朝的事情，且待慢慢再说。唐朝的强，是在开元以前，这时候，何尝有什么藩镇？天宝以后，藩镇遍地都是了。岂但如此，就连一个小小的沙陀，也抵挡不住，听他纵横中原；到后来并且连契丹都引进来。
军事是贵乎严肃的，贵乎能统一的；所以对外能战胜的兵，对内必然能服从命令；骄蹇不用命的兵，对外必不能一战。唐朝就是如此：中叶以后的藩镇，可谓大多数不听朝廷的命令了。然而打一个区区的草寇，还是不济事，还得仰仗沙陀兵。所以李克用一进中原，兵力就“莫强于天下”。然而李克用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北族，并不是有什么雄才大略的；所靠的就不过是兵力。所以兵力虽强，依然无济于事；到后来，居然“天下之势，归朱温者十七八”。然而沙陀这个种族，毕竟还有些朝气；唐朝这一班军阀，却早成了暮气了。朱温虽是个英雄，既包围在这种空气里，自然不免受些影响。所以朱温死后，儿子好无用处，竟给李存勖灭掉。这话是怎么说？大凡在草泽英雄里，要出一个角色容易；在骄横的军阀里，要出一个角色难。因为草泽英雄，是毫无凭藉的，才情容易磨练得出；军阀却是骄奢氵㸒逸惯了的，他那个社会中，自然出不出人才来。
梁太祖篡唐之后，前一〇〇〇年(1)，给次子友珪所弑。弟三子友贞，讨杀之而自立，是为末帝。先是前一〇〇四年，李克用死了，儿子存勖继立。李克用晚年，也有点暮气；存勖却是“新发于硎”。于是河北三镇及义武，皆为存勖所服。李克用死的同一年，魏博罗绍威也死了。梁兵便乘机袭取赵州，进攻镇州。成德王镕，和义武王处直联盟，求救于晋。李存勖为之出兵，败梁兵于柏乡（如今直隶的柏乡县）。幽州刘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李存勖攻之，梁人救之，不胜。梁太祖既死，晋人乘机入幽州，把刘守光杀掉。前九九七年，梁人所派的魏博节度使杨师厚死了。梁人想趁势把天雄军分为两镇。军人作乱，迎接李存勖，于是魏博也入于晋。梁末帝性柔懦，更不是李存勖的对手。尝发兵攻魏州，又想出奇兵袭晋阳，都不成功。晋人却袭取梁的杨刘镇在如今山东东阿县境。筑了德胜南北两城就在东阿境内。梁人就得“决河自固”。前九八九年，李嗣源袭取郓州如今的东阿县。梁朝的形势，更为紧急。梁末帝派勇将王彦章去攻郓州，又给李存勖杀掉。这时候，梁国的重兵，都在河外。李存勖用李嗣源的计策，发兵直袭大梁。梁末帝无法，只得图个自尽；于是梁朝灭亡。
李存勖以前九八九年，自称皇帝，国号也叫做唐，是为后唐庄宗。灭梁之后，迁都洛阳。庄宗既是个沙陀，又是个军阀，干得出甚么好事情？灭梁之后，自然就志得意满起来。宠任伶人宦官；不问政事，赏赐无度。——五代十国，原算不得什么国家，不过是唐朝藩镇的变相。唐朝的藩镇，节度使的废立，是操在军士手里的；这时候，虽然名目变做皇帝，实际上自然还脱不了这种样子。庄宗把方镇上供的钱，都入之内府，以供私用；州县上供的钱，才拨入外府，以供国家的经费。内府“金帛山积”，而外府竭蹶异常。南郊祭天赏赐不足，军士就都有怨心；军士心变，军阀的命运就完了。
前九八七年，庄宗派宰相郭崇韬，带了他的儿子魏王继岌伐蜀。这魏王，是刘皇后所生。刘皇后本是庄宗的妃子，郭崇韬为他有宠，劝庄宗立为皇后，希翼他见自己的情，宫里可以得―个强援。谁知道刘后反听宦官的话？王建的儿子王衍，是很荒氵㸒的。郭崇韬的兵一到，自然马到成功。然而川中盗贼大起，一时未能还兵。就有宦官对刘皇后说：郭崇韬起了异心，恐于魏王不利。刘皇后大惧。忙告诉庄宗，请他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