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各方反应

　　袁世凯的第一反应

　　据章士钊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闲谈中，袁世凯意指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章士钊闻之不满，愤然辞出。

　　孙中山的第一反应

　　宋教仁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访日。1913年3月21日孙中山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在黄兴家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孙中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孙中山10年后回忆当时情景，“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赵秉钧的第一反应

　　据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1913年3月21上午，赵秉钧正主持国务会议。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却突然闯入报告：前门车站收到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宁车站遭枪击，伤重恐难救活。赵闻讯面色大变，猛然站了起来，以手掌击手背，环绕会议桌一个劲地兜圈，一面反复喃喃自语： “这一下腌杂了。人家岂不要说我打死了钝初吗？岂不要说卖友吗？我还能算人吗？”

　　黄兴的第一反应

　　据说开枪时，黄兴正在现场，于是他将宋教仁扶住说：“我们一方面将宋教仁先生送到附近医院，另一方面迅速派人追捕凶徒。”宋教仁手术出来后，住在单间病房。黄兴代拟一电文，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临终前，“宋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睹此心痛，用双手扶着宋的臂膀，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黄兴痛哭失声。”

　　在悼宋教仁的挽联中，黄兴严斥 “凶手”：“前年杀吴禄贞，再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黄兴在挽联中所说的“今年”是民国3年，即1913年，于这年3月22日死，4月13日召开追悼大会，黄兴因病未参加。

　　追查凶手

　　凶手很快落网，警方追查凶手为一个22岁的失业军人、流氓兵痞武士英。侦查、抓捕、取证、审讯，牵涉出包括拥有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和江苏驻沪巡查长头衔的青帮大佬应桂馨、内务府秘书洪述祖（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内阁总理赵秉钧等人，武士英承认子弹是从他的枪膛中射出的。先供述受应桂馨指示，后又在法庭翻供称系个人所为，否认见过应桂馨。后来突然传出凶手暴毙上海狱中的讯息，各方猜测应属中毒，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

　　1914年1月，应桂馨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酬，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时在天津的赵秉钧曾为之抱怨，不久在家中突然死亡。以致于案情更为扑朔迷离。洪述祖后被抓获，被判处绞刑。

　　一个毒杀凶手的馒头，将一个举国瞩目的政治大案划上了句号。从此，关于宋教仁案幕后的元凶就成了一个谜。

　　涉嫌凶手

　　有毒的子弹结束了宋教仁年轻的生命，但是从没有结束“是谁杀了宋教仁”的疑问。

　　百年来，以上诸位“第一反应者”都被放在显微镜下一一过目。曾经板板钉钉“证据确凿”的嫌疑者最后似乎也不那么“证据确凿”，曾经慷慨激昂的同志却在怀疑者的笔下显得“疑点重重”：

　　袁世凯杀宋说

　　据说袁害怕宋教仁以合法手段取得权利，后见收买不成，便布置歹徒，对宋教仁下了毒手。《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右图）（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中收录了，案发前后，应桂馨和袁世凯，洪述祖来往的电报。电报内容已经赤裸裸说明袁世凯杀宋教仁的意图。另，《张浦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说：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

　　但是以当时国民党在国会的得票率，还不能肯定宋教仁一定能够组阁，也就不存在谁怕谁、非要杀谁的问题。何况当时跨党人士比比皆是。引退后的伍廷芳，就被先后拉入11个党。国民党议员的组成也是“什么人都有”。到关键时刻伍廷芳式的议员会投哪个党的票？

　　宋教仁虽然公开竞争总理，但一直明确主张总统要选袁世凯。而宋死后，国民党内还有孙中山、黄兴这样威望远高于宋的领袖，愤怒的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在正式总统选举中把袁从总统宝座上拉下来是极有可能的，而且国民党当时确实有这样的计划，即所谓“法律倒袁”。所以袁世凯在宋案后非常恐慌，对人说：“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了宋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考虑到激怒国会的严重后果，袁世凯完全没有必要为相对次要的内阁问题冒险刺宋。

　　根据现有证据，袁世凯对刺宋是否知情只能存疑，但是根据对民初政局的分析，刺宋并不符合袁世凯的利益，很难设想袁世凯会有这样卤莽的举动。所以，袁世凯是杀宋的主谋的说法也变得扑朔迷离。

　　赵秉钧杀宋说

　　根据在场目击证人和其他人士举报，嫌凶很快就锁定在无业流氓武士英头上，随后又有古董商王阿法举报，短短三天，凶手武士英和他背后的应桂馨双双被缉拿归案。

　　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案发当晚，武士英回来就说自己有钱了，次日便离开旅社。

　　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巡查长应桂馨家，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王阿发自然不敢答应，而宋教仁遇刺后，照片见于各报，竟与他所见照片相同，于是报案。巡捕房立即对应桂馨实施抓捕，并在一家妓院将其抓获，武士英随后也很快被擒拿。巡捕房在应桂馨家中搜获凶器，以及密电码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个。

　　证据显示，应桂馨策划暗杀了宋教仁无疑，但是这绝不是故事的结局，背后必然还有人。从应桂馨家搜出的密码本上注有“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等字样，而电文内容将矛头指向了国务院秘书洪述祖。3月20日半夜两点钟，即宋教仁被害之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有“所发急电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等语。次日又致电洪述祖称“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从上述证据来看，洪述祖涉案是逃不掉的。更重要的是，上面应的电报，均有“转呈候示”、“请先呈报”、“望转呈”。那么转呈的对象是谁？显然不是赵秉钧就是袁世凯。应桂馨与洪述祖的电文公之于众后，赵秉钧便成了刺杀宋教仁的最大嫌疑人。

　　4月26日，黄兴致电袁世凯指出“此案词连政府”并认为“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因为“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所以建议“请大总统独持英断”。

　　4月28日，袁世凯复电黄兴，指出赵秉钧虽接到应桂馨、洪述祖的来电，但并未回电，而3月13日之前往来电文，均为“解散会团及应、洪串谋挟制讹诈各事，词意甚明，与刺宋案无涉”。袁在回电中指出，不能因应与洪的函电就认定赵秉钧是谋杀主犯，他承认应桂馨与洪述祖图谋陷害宋教仁名声一事，并指出只是在3月13日才有“去宋”谋杀之意。赵发给应桂馨的密码本包含了公务成分，如果凭着这一条，不经侦查审讯，仅仅根据应、洪往来函电便将赵秉钧“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确实是“实非法理之凭”。

　　不久，赵秉钧给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说：“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而且按照赵宋二总理的交情与利害来说，赵秉钧杀宋说也显得可疑。

　　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宋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离京南下时，欠了5000多元的债，都是他替宋还的。

　　法庭呈现的“密电”中并不能得出赵参与并赞成杀宋密谋的结论。因为所有密电、信件中最恶毒的字眼是“毁宋”，而“毁宋”不一定就是杀宋，有证据证明之前应桂馨已经搜集了一些试图诋毁宋教仁名誉的黑材料。

　　主犯应桂馨此人是个两面间谍角色。赵秉钧曾自辩说：我只和他有“书信往来”，他却帮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转抵义丰银行私存，赵质问：“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证据显示，赵秉钧确实涉案，但仅以“宋要来做总理，我往哪搁”这种理由去推论，未免过于草率。民国初年，各种制度极其混乱，各种官职也是走马灯似地轮换，仅半年多就换了三个总理。赵秉钧出任总理，还是孙中山和黄兴1912年7月到北京见袁世凯，由黄兴提出的，当时有个人选是国民党的沈秉堃，黄与国民党员们商议，多数人不服沈，折中出个赵秉钧。在国事未定、国会未开、宪法未定的情形下，总理之职是很虚的，今天你做，明天可能他做，为此杀人，怎么能杀得过来。宋教仁遇刺后，因为舆论反应很大，赵秉钧马上就上了辞呈，

　　1914年2月26日。赵秉钧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的诡异死亡更使赵秉钧杀宋说变得疑点重重。

　　陈其美杀宋说

　　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由此，陈其美等铁杆拥孙派对宋颇为怀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处处相反。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俩人政见也大相径庭：孙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主法式责任内阁。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于是，作为国民党内的激进派，陈其美利用孙中山出国之机，在孙中山不知道的情况下，贸然杀宋，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近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顺理成章地接孙的班，远可以激发党人国人，发起反袁“二次革命”。

　　当时袁世凯为稳定政局，正在全国“打黑”，应桂馨出面发起的共进会，也是带有黑帮性质的组织。负责打黑的洪述祖南下之后，应桂馨同他达成交易，愿受政府招安，并自告奋勇承担“毁宋”任务。洪述祖护主心切，“假托政府名义”向应桂馨下达指令，以致回京后秘密函电往来。但应桂馨脚踩两只船，一面跟洪述祖联络，一面向同门大哥陈其美透露了“毁宋”计划，陈其美巧妙利用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毁宋”计划，安排应桂馨和一班党人成功地实施了“杀宋”计划。

　　当时上海是陈其美势力的大本营，宋案从刺杀到审判都发生此处。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

　　而凶手武士英在监狱的神秘死亡，似乎也与陈其美有关。当时看守武士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国民党人黄郛的部队。而陈其美、黄郛和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

　　这一切不禁使人开始怀疑上了陈其美。

　　1913年3月27日，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但是陈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为一个战壕里的同志，而且宋被刺时，陈就在身边，事后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宋案中，虽然陈其美疑点重重，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就是杀宋的幕后黑手。那些宋陈恩怨都是捕风捉影。

　　余论

　　宋案已发生了百年，这样的争吵在私底下就从来没有停过。因为宋案当年没有真正经过司法程序开庭审理，二次革命就爆发了，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讲，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谁是真正刺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它至今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