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元稹的创作，以诗的成就最大。他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认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对杜诗推崇备至。元诗学杜而又能变杜，力求平浅明快，便于读者接受，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乐府诗在元稹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元和四年，他看到李绅所作《乐府新题》20首，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作《上阳白发人》等12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其内容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往往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不及白居易后来所作的《新乐府》50首。元和十二年，他看到刘猛、李余的《古乐府诗》数十首，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乐府古题序》）。如《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估客乐》、《捉捕歌》诸篇，或叙写劳动人民的痛苦，或反映社会现实的不平，或揭露朝廷政治的黑暗，内容充实，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
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稹集中也被列为乐府类。全诗借“宫边老翁”之口，追叙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兴衰征象及其原因，旨含讽喻。此诗与白居易《长恨歌》齐名，曾被后人赞为“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但也有写得分散的缺点，人物形象不及《长恨歌》鲜明。元稹另有一些小诗颇为出色。如《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谓“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洪迈《容斋随笔》）。人称“乐天《长恨歌》，凡120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瞿佑《归田诗话》）。
元稹诗中最有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长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于一般泛写的艳诗。《赠双文》、《春晓》、《莺莺诗》、《杂忆五首》、《会真诗三十韵》等，都是追念少时情人之作。《梦游春七十韵》兼及其妻韦丛。今人陈寅恪评此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巨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元白诗笺证稿》）。但这些诗往往也含有轻薄庸俗的成分，《唐国史补》说元诗“淫靡”，主要即指这类作品。至于其悼亡诗，则为悼念韦丛而作，多述韦丛安贫治家之事，眼前景，口头语，情真意挚，颇能感人。流传最广的《遣悲怀三首》，一往情深，如话家常，在悼亡诗中可称翘楚。
此外，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他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说：“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他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都是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自己就曾提出，当时的仿效者“力或不足”便造成“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等现象。所以严羽认为“和韵最害人诗”，指出“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沧浪诗话》）。
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而朝廷制诰仍沿用骈体。元稹始创新体，以古文作制诰，格高词美，为人仿效，“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制诰序》）。《旧唐书》说：“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元稹所作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也是唐人传奇中的名篇。后世戏曲作者用它的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
元稹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之合集多种。其本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共 100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宋时只存60卷，有三种刻本：闽本（建本），宣和六年刘麟刻；蜀本，刻者不详；浙本（越本），乾道四年洪适据刘麟本复刻。明嘉靖三十一年，董氏曾据洪适本翻刻，《四部丛刊》又据董刻本影印。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另据杨循吉从陆士修借钞刊行影印本。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谱》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