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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居家 居家之道五种遗规——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2)

作者: 曾国藩

;     居家之道五种遗规——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2)



    详解



    提到家训,曾国藩言必称星冈公。星冈公是曾国藩的祖父,原名兴,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他继承祖业,占有100多亩水田和多处山林、屋宇。家中“自道光元年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报平安”。正因为如此,他青年时放荡游冶,酒食征逐。直到父亲死后,已过而立之年的曾星冈,挑起了一家重担,才收心治产业。他曾有一段很坦率的自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听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他是一个既管有山林田产,又雇有佣工,自己只参加辅助劳动的财主。他的儿子曾竹亭则以读书、教书终其身。这样的家庭当然已算不了“农家”,他们的子孙当然也就算不了“农家子弟”了。



    曾星冈还常常插手地方事务,武断乡曲,“声如洪钟,见者惮慑”。他自述道:“邻里讼争,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催,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散去。”从这篇明显地带有美化痕迹的《大界墓表》看,从曾星冈的儿子曾竹亭后来担任湘乡全县团练总头目,“僻在穷乡,志在军国”的情况看,曾星冈、曾竹亭两代都是地方上的绅士。



    曾国藩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受祖父曾星冈、父亲曾竹亭的影响很深。



    曾星冈性格暴烈,言行专横,即使对妻子王氏也是如此。王氏“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辣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曾星冈“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不可犯”。他“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对儿子曾竹亭尤其严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儿子竹亭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躇徐进,愉色如初”。曾星冈是这个封建家庭中威严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他对子孙们的严格与严厉,在另一方面却有助于子孙的成长。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极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有意重提此事,用以与诸弟共勉。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然而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的性格的形成,是起了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曾国藩对祖父终身敬服。他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群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慨,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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