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国维
秦汉史总论
纯郡县制的重建
汉代大一统政治下之政治学说
西汉思想之发展
法吏与法律
汉帝国的中兴与衰亡
后汉的外戚与宦官
秦汉史总论
自秦王政二十六年至后汉献帝兴平二年前二二一至后一九五，凡四百一十有六年，为国史第一次统一之时中间有豪杰亡秦与楚汉纷争八年，及王莽更始十六年。秦王政二十六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上皇帝尊号议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盖嬴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吾国历史上一大关键。惟秦虽有经营统一之功，而未能尽行其规画一统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汉行之，秦人启其端，汉人竟其绪，亦有秦启之而汉未竟之者。”故今以秦汉合论焉。
秦汉之统一，不仅其疆域之广大，为前史所未有已也。其事可由各方面征之。
（一）吾国旧号，多举一家一姓之国邑封地为称，“秦”“汉”虽封建旧名，然古代亚洲东方各国及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脂那（Cina梵文）、西尼姆（Sininm希伯来文）、秦斯坦（Cynstan康居国文）、秦（Thin阿拉伯文）、秦尼（Sinae希腊文）、秦那斯坦（Zhinastan叙利亚文）、支那（China波斯文），东西学者多谓由秦国转音而来。而法显、玄奘等高僧纪行书中，皆称其本国为汉土，汉族之称，亦至今不替。盖秦汉统一中国，国威远播，故得以朝代之名，代表国家民族之称号也。
（二）七国分立时，燕、赵、魏、秦四国境邻北边，各筑长城以拒匈奴，然不相连续。秦并六国，始皇帝使蒙恬将众城河上为塞，因前人之功而加广，其中之不相属者，则为合之，起甘肃临洮，至辽东，袤延几及万里。世界仅有之万里长城，随中国之统一而完成，汉族与北方诸族，遂以长城为绝大之界域，而长城亦为吾国统—之象征焉。汉武帝遣卫青等击匈奴，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自汉以后，亦时有修缮云。
（三）始皇帝即位后，时巡游四方，所至立石颂德，盖以示天下之统―，而己为四海之共主，非秦一国之君也。而东西南北之大道，亦因之次第开辟。史称“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其规模之伟大，前古所未有也。汉人继之，秦时道路所不通者，复随时兴作，如张卯之开褒斜道，唐蒙司马相如之开西南夷道，郑弘之开零陵桂阳峤道，皆著于史策。盖交通利便为国家统一之要图，亦惟国家统一，故得轻用民力，一举而辟国道数百千里也。
（四）秦汉国威澎涨，迥绝古今，皆以统一为之基，其事当让后论；兹仅就徙民略边实边一端言之。如始皇帝发诸尝逋亡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徙谪实之初县；汉武帝募民徙朔方十万口，上郡朔方西河河两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及开河西四郡徙民以实之，发谪戍屯五原之类：皆以全国之发展与安全为目的，通盘筹画，从事徙谪，而非统―之世，亦不能厉行此种国家政策也。
（五）许慎《说文解字》序言：“七国田畤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既一天下，法度权量丈尺车轨律历衣冠文字，皆厉行画一之制，汉因其旧而时加损益。始皇四方刻石，于琅邪则曰“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之罘则曰“普施明法，远迩同度”；会稽则曰“皆遵度轨”。盖儒家“车同轨书回文”之理想，随秦之统一而实现矣。而文字之统一，尤有功于后世。初李斯、赵高、胡毋敬等所作之秦文，皆称小篆，而程邈又作隶书，以趣约易，遂为数千年来中国全境及四裔小国所通用焉。
（六）战国时诸侯宫室，多以高大相尚，秦灭六国，诸侯宫室之制，悉萃于秦。《始皇本纪》载：“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秦之宫殿，遂极从古未有之大观。汉代宫室，观班固《西都赋》所写未央昭阳建章诸宫，其壮丽亦不下于秦。而新莽之篡，建立宗庙，尤穷极百工之巧。是虽帝王僭窃之侈心，然非其时国家统一，物力充盛，亦不能遂其侈心也。
（七）秦汉统一，政治经济，皆趋集中，故其时都城，不特为政治之重心，亦为经济之中心。史称秦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而汉都长安之壮丽殷阗，见于班固《西都赋》者，尤超越前古。《史记·货殖列传》言：“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然关中巴蜀陇西诸地，不过长安之贸易区域及物品供给地；长安之发达，盖随汉之统一为绝对的集中状态，与近世欧美之大都市类也。
余如疆域之区处，官吏之分职，皆应统一之需要而规画，学者之思想，文人之辞赋，亦多与统一之国势相应，即下至帝王之陵墓，其规模亦远越前古。盖自列国转入统一，历史之中心既变，各方面史实之演化，皆足以表现时代之精神，与前世几若另一世界矣。
世言专制帝王，必首推秦皇，其事亦缘统一而起。综秦皇专制之迹，滥用民力，一也。撰定君主专有名称，如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印为玺，天子自称曰朕，臣称天子曰陛下等，二也。废除谥法，不欲以子议父，以臣议君，三也。刚戾自用，以刑杀为威，四也。以私学之语多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则燔灭文章，以愚黔首，著于法令者，自秦纪医学卜筮种树之书而外，凡非博士官所职者，秘书私箧，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五也。以诸生之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则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六也。至其开边征伐，则不欲己之外别有君长，信方士，求仙药，则因富贵已极，唯望不死以长享此乐，或亦专制一念之所发现也。汉祖除秦苛政，而叔孙通定朝仪，大抵袭秦故，择其尊君抑臣者存之，于是秦虽亡，而秦之专制，则流毒数千年，且以时而加甚焉。
秦并天下后之政策，影响后世最大者，一曰罢封建之制，以诸侯之地分置郡县。其所设郡县，初仅三十有六，后增至四十余。虽多因各国旧制，然分据险要，形势釐然，且广狭各得其中。史称“萧何入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是秦时丞相御史规画地域，必按地图而定，非漫漫然为因为革也。始皇死而群雄蜂起，各据地自王，至项羽主约霸天下，分王诸将，又复封建之旧。西汉之初，当国者皆无学识，猥欲参用周秦之制，以封建与郡县并治。其初异姓王者凡七国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赵王张耳，韩王信，长沙王吴芮；既患其图己，则翦除之而广封同姓，然一再传而后，小者荒氵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景武以后，始专务抑损，卒归于偏用秦法，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势与富室无异。惟以秦郡太大，稍复开置，增至倍余；而分郡太多，难于检察，又并为十三部，部置刺史以相司察。后汉虽有增损，而大致同于前汉。是皆仍秦之法，而稍加变通者也。二曰设官分职，三权鼎立。考秦之制，内官之要职凡三，丞相相天子助理万机，太尉掌武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属丞督外官，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称三公，其下有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大仆掌舆马、廷尉掌刑辟、典客掌诸归义蛮夷、宗正掌亲属、治粟内史掌国家财政、少府掌皇室财政等九卿，分理庶务。外官之要职亦三，郡守掌治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掌监郡。盖内外官制同一系统，丞相与守掌民事，太尉与尉掌军事，而御史与监，则纠察此治民治军之官者也。官制绝简，而纲举目张，军民分治，监察独立，厥义尤精；汉亦因之，特名目时有变迁耳。丞相更名相国、大司徒，太尉更名大司马，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奉常更名太常，郎中令更名光禄勋，廷尉尝更名大理，典客更名大行令、大鸿胪，治粟内史更名大农令、大司农，郡守更名太守。自周之封建，进而为秦之统一封建时代之法制，遂无不革除，而分郡与设官，尤为改革之最大者。盖规画区域，治理军民，为统一国家之首图也。后世郡县多因秦之法，官制虽变化繁赜，而其原理，亦不能出于治民治军与监察官吏之外者，以汉后皆统一之治，非封建之治，故制度亦皆承秦而不承周也。
秦自始皇称帝，至二世三年而亡，凡十五年前二二一至二〇七。书传所记，未始有亡天下若斯之亟也。
盖秦自孝公变法以来，刻薄寡恩，始皇以诈力兼并诸侯，一切以专制为治，又益之以兴作，阿房骊山，离宫别馆，徒数十百万，二世继之，内蔽于私欲，外惑于赵高，繁刑严诛，变本加厉。元元之民，内困于赋税，外胁于威刑，力竭于土木，命尽于甲兵，乃不得不为万一徼幸之计。二世元年前二〇九，陈胜、刘邦、项梁、项籍等豪杰并起亡秦，三年而刘邦入关，子婴乞降。善乎贾生之言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然秦祚虽短，而古人之遗法，无不革除，后世之治术，亦大都创导，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亦于始皇崩后数年尽演出之。至其卒代秦而践帝祚者，则为一泗水亭长毫无凭借之刘邦。盖战国之世，平民已代贵族而执政，草泽之徒，易生觊觎富贵之思。史称项羽少时，观秦始皇帝渡浙江，曰，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繇咸阳，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而陈胜起事，亦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言。亦可见时人之心理矣。刘邦以匹夫起事，卒角群雄而定一尊，诚哉司马迁所谓“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矣。邦既起自布衣，故以收揽人才为急，而萧何、曹参等掾吏，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白徒，下及屠狗之樊哙，吹箫给丧事之周勃，贩缯之灌婴，挽车之娄敬，遂多立功以取将相。齐楚三晋旧族，虽乘时复起，自立为六国后，然皆不数年而败亡。汉所立之王，惟韩王信出于王族，余皆与汉自庶姓起；周人贵族之遗泽，无复存矣。太史公尝言“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而汉初妃后，高祖薄姬先在魏豹宫者，生男后为文帝，尊为皇太后；武帝母王太后，先嫁为金王孙妇；武帝卫皇后本平阳公主家讴者：皆出自微贱。且多有夫者。汉武三大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皆出自氵㸒贱苟合，或为奴仆，或为倡优，徒以嬖宠进，皆成大功为名将。其韦布之士，自致显荣者，如公孙弘、卜式、兒宽、司马相如、东方朔、严助、朱买臣、张骞等，尤不可胜纪。武帝以后，仕进之门，自缘外戚恩泽进拔者外，或公府辟召，或郡国荐举，或由曹掾积累而升，多循资格；而东汉之世，朝廷召用，如郑玄、荀爽等，犹有以布衣践台辅之位者。汉之用人，固与前世异矣。然三代世族之制，至汉虽荡然无存，而人情狃于故见，亦尚以世族为荣。刘邦起自沛泽，既传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而学者复称其承尧之祚，谓汉为尧后。王莽篡汉，亦自谓黄虞苗裔，姚妫陈田，皆其同族，即学者著述，如太史公自序，远溯重黎；扬雄自序，“其先出自有周”；《汉书》叙传，“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亦可证世族之见之未能尽泯矣。自西汉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子孙贵盛，韦贤及子玄成，平当及子晏，则再世为宰相，东汉则弘农杨氏杨震，汝南袁氏袁安，皆四世三公。累叶载德，史家称美，魏晋以降之世族，又萌芽于汉世矣。
秦汉一统四百余年，其政教学术与夫君民行事，影响于后世者，未可悉数，功罪之间，尤难定论。吾人今日可断言者，曰其时之人有功于吾国最大者，实在外拓国家之范围，内开僻壤之文化，使吾民所处炎黄以来之境域，日扩充而日平实焉。秦之外拓，史惟称其北逐匈奴，南取南越，然当时滇蜀百粤，实多赖中夏谪戌移民为之开化。如赵人卓氏迁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领滇蜀之民，南海尉佗居番禺，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治之甚有文理，是其最著者也。汉承其业，竟其未竟之绪，而益猛进，国威澎涨，因亦震铄今古。兹略述之于下：
（一）东方之开拓。朝鲜自周初箕子立国，已被商周之文化；然中间交通不盛。燕秦筑塞至浿水，燕、齐、赵人往者益多。汉初燕人卫满逐箕准而自王，易箕氏朝鲜为卫氏朝鲜，吾国民力之及于朝鲜者，视周代乃大进。至武帝元封三年前一〇八，朝鲜相参杀其王满孙右渠来降，以其地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卫氏朝鲜亡而为汉郡，汉之疆域，遂奄有今日朝鲜京畿江原二道以北之地。昭帝时，罢临屯、真番二郡，又置乐浪东部都尉，至东汉光武建武六年三〇，始省都尉官，弃单单大岭以东之地，然乐浪、玄菟，犹内属也。以晚近出土乐浪郡汉孝文庙铜钟及秥蝉县章帝元和二年平山君祠碑证之，两汉统治朝鲜郡县，虽远在乐浪秥蝉，其奉行诏令，实与河淮郡县无异，不独《史记·货殖列传》称燕民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之拓东境，大有益于商业而已。《汉书·地理志》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汉书·东夷传》称光武“建武中元二年五七，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一〇七，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是汉之声教，且由朝鲜而及于日本也。
（二）北方之开拓。古代北方诸部族，曰匈奴，曰乌桓，曰鲜卑。秦汉时匈奴最强，雄居北徼，与中国对峙，乌桓鲜卑皆为所屏，自高帝至武帝初，边境屡被其害。武帝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驱匈奴于汉北，出塞筑朔方郡，又收河西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之西北境，轶于秦二千余里，而匈奴或降或徙，乌桓亦为汉用焉。昭宣之世，匈奴内乱，宣帝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匈奴遂降为属国，受汉保护。后王莽篡位，始开边衅焉。东汉时，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附汉人宅河南，北匈奴和帝时为窦宪所破，漠北以空，而乌桓鲜卑渐以强盛。论者多谓北族徙几中土，为汉族渐衰之端，然北族之人，实沐汉之文化，如匈奴古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至东汉时，单于比使人奉地图求附，是匈奴亦如华夏，有文字图籍矣。
（三）西方之开拓。秦之西界，不过临洮，西域之通，始于汉武时张骞之奉使。其后霍去病击匈奴右地，降浑邪王，乃以河西为郡县。及李广利伐大宛，则自敦煌西至盐泽，皆起亭障，轮台渠犁，皆有汉之田卒。昭宣之世，傅介子、常惠、郑吉、冯奉世辈，迭建功于西陲。汉之设官西域，亦自宣帝时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始。天山南北葱岭以东诸国，悉属汉之都护，治乌垒城，实今新疆省之中心也。元帝时，康居骄嫚，庇护匈奴郅支单于，陈汤发兵讨伐，逾葱岭，径大宛，破康居，而郅支伏辜，县首藁街，万里振旅。及王莽篡汉，四边扰乱，西域亦遂与中国绝。明帝永平中，匈奴胁服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乃命将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诸国；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和帝永元初，窦宪大破匈奴，班超遂重定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焉。安帝以后，虽罢都护，犹设西域长史，屯柳中，辖葱岭以东诸地。虽各国自有君长，实与汉地无异。清记敦煌发现汉简，除屯戍文牍外，有小学术数方技诸书；而新疆罗布淖尔汉时名盐泽，近年除发现汉简外，复得汉代漆器织品之类甚夥。汉之文物，当时遍传西域，又可知也；又其时陕甘之地，亦未尽开化，武帝以白马氐地置武都郡，即今武都临羌等县也；宣帝时，先零羌拢河湟，赵充国以屯田之策制之；至王莽时，置西海郡，则辟地至今之青海矣。东汉之世，氐羌诸族，时服时叛，或徙其人，或置屯田，皆劳汉族之力以镇抚之而开化之焉。
（四）西南及南方之开拓。秦辟扬越，仅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至赵佗自立，役属骆越，其地乃及于安南。佗传国五世，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灭之，增置苍梧、交趾、合浦、九真、珠崖、儋耳六郡秦置三郡，南海仍旧，桂林改郁林，象郡改日南。其珠崖、儋耳二郡今海南岛，至元帝初元三年前四六复罢之。东汉初，马援平交趾征侧之乱，随山刊道千余里，立铜柱，为汉之极界。《后汉书·马援传》称：“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溉灌，以利其民，条秦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又《南蛮传》曰：“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此汉人开化两广越南之功也。其时四川云贵之地，汉初亦因秦旧，除巴蜀置郡外，其西南又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莋都、冉駹诸国，总曰西南夷。武帝使唐蒙通南夷，置犍为牂牁诸郡，又使司马相如通西夷，置越嶲益州诸郡。后汉明帝时，又以哀牢夷地置永昌郡。于是汉郡至今云南保山县澜沧江之南，而徼外之掸人缅甸亦归化焉。《汉书·文翁传》称：“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成就还归，以为右职。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蜀人由是大化，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后汉书·西南夷传》称：“章帝时，王追为益州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桓帝时，牂牁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此四川、云南、贵州以次开化之证也。至湘、鄂、浙、闽诸省，虽已久立郡县，其文化实远逊于江淮以北，经数百年，始渐同于中土。先民劳苦经营，遂开辟今日中华民国大半之土地焉。
汉代开边，纯属国家之政策。当时斥地远境，发扬国威，虽多赖朝廷将臣之统率指挥，然亦吾民族身心之康强，远在四夷之上，又能克尽国民之义务，有以致之。《汉书·地理志》言：“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孝武世征伐匈奴，即以此六郡良家子为基本队伍，飚锐勇猛，兵行若雷风者也。然观名将李陵将丹阳楚人五千人，出征绝域，抑匈奴数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是汉人之勇武，实为普遍风尚，不仅边郡之士为然。故陈汤言外夷兵刃朴钝，胡兵五当汉兵一，今颇得汉巧，犹三当一也。汉使立功西域者，如傅介子、段会宗、常惠、甘延寿、陈汤、冯奉世，下及东汉班超、班勇父子等，或以单车使者，斩名王定属国于万里之外，或用便宜调发属国兵，以定十数国之乱，其事尤奇于近世欧人之征略东方诸国。西汉文士，如蜀人司马相如，会稽郡人严助、朱买臣等，亦皆兼有武功，至其文字，如相如之《谕巴蜀檄》、《难蜀父老文》，晁错之《论守边备塞疏》、《论募民徙塞下疏》，赵充国之《屯田奏》，侯应《罢边备议》，刘向《论甘延寿等疏》，及扬雄《谏不受单于朝书》，班固《封燕然山铭》等，皆代表伟大民族之作品，所谓“振大汉之天声”者也。汉人身心之康强如是；而其对国家之负担，尤至足惊人。汉制，民二十始传为更卒，颜师古曰，传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繇役也。给事郡县，岁一月；二十三为正卒，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阵，水处为楼船士；过此犹服繇戍，岁戍边三日，至五十六乃免因不能人人尽行，行者亦往往以一岁为期，以一人兼代百数十人之役，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由官给代戍者。此汉人所服之常备兵役也。于时材官骑士，悉为丁壮，戍卒则或属中年。其因事出非常，如实边屯田穿渠作城之类，或下令征募，或以谪遣戍，员额多寡，一视实际需要，众者至数十万，且皆不在常限焉。至言纳税，则自田租十五税一，文景后三十税一外，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武帝时又加三钱，以补车骑马；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则出算赋，人各一算，凡百二十钱，为治库兵车马。以汉时米中价石五十钱，合今量约二斗计之，二十三钱，约可购食米今量一斗，百二十钱可购五斗有奇，是不啻人纳今法币数十元至数百元矣。又有赀算，人赀万钱，收算百二十七，贫民亦以衣履釜鬵为赀而算之。此汉人所纳之直接税也。余如往来繇戍者，道中衣装饮食，悉由戍者自备。武帝世，师旅大兴，国用不足，复“榷酒酤，筦盐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焉。汉代人民对于国家之义务，可谓迥绝古今；四境之拓，实由人民倾无量之血肉资财而来。帝王之厚敛繁役，虽非当时国民所愿，然苟视为国家政策，事固未可厚非，今当日所辟，与吾先民积世经营之国土，多为暴敌所侵占，如何竭尽国民之义务，以光复失土，以继汉人之伟业，则吾炎黄子孙所当常念也。
（缪凤林）
纯郡县制的重建
刘邦即帝位之初，除封了七个异姓的“诸侯王”外，又陆续封了一百三十多个功臣为“列侯”。汉朝的封君，主要的就是这诸侯王和列侯两级。在汉初，这两级的差异是很大的。第一，王国的境土“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这七个王国合起来就占了“天下”的一大半。但侯国却很少有大过一县的。刘邦序次功臣，以萧何为首，而萧何初受封为酂侯时，只食邑八千户；后来刘邦想起从前徭役咸阳时，萧何多送了二百钱的赆，又加封给他二千户；后来萧何做到相国，又加封五千户；合共才一万五千户。终汉之世，也绝少有超过四万户的列侯。第二，诸侯王除享受本国的租税和徭役外，又握着本国政权的大部分。王国的官制是和中央一样的。汉代的官制大抵抄袭秦朝。中央有丞相，王国也有之；中央有御史大夫，王国也有之；中央有太尉，王国则有中尉。王国的官吏，除丞相外，皆由诸侯王任免。但列侯在本“国”，只享受额定若干户的租税和徭役譬如某列侯食五千户，而该国的民户超过此数，则余户的租税仍归中央，并没有统治权。他们有的住长安，有的在别处做官，多不在本国。侯国的“相”实际是中央所派地方官，和非封区里的县令或县长相等汉制万户以上的县置令，万户以下的县置长。他替列侯征收租税，却不臣属于列侯。在封君当中，朝廷所须防备的只有诸侯王，列侯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
最初，诸侯王都是异姓的。异姓诸侯王的存在，并非刘邦所甘愿。不过他们在新朝成立之前都早已据地为王。假如刘邦灭项之后，不肯承认他们既得的地位，他们在自危之下，连合起来，和刘邦抵抗，刘邦能否做得成皇帝，还未可知。所以当刘邦向群君臣询问自己所以成功的原因，就有人答道：
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不过刘邦在未做皇帝之前，固能“与天下同利”；做了皇帝之后，就不然了。他在帝位未坐稳之前，不能把残余的割据势力一网打尽；在帝位既坐稳之后，却可以把他们各个击破。他最初所封诸王，除了仅有众二万五千户的长沙王外，后来都被他解决了。假如刘邦有意重振前朝的纯郡县制度，他很可以把异姓诸侯王的国土陆续收归中央。此时纯郡县制度恢复的主要障碍似乎只是心理的。秦行纯郡县制十五年而亡，周行“封建”享祀八百，这个当头的历史教训，使得刘邦和他的谋臣认“封建”制为天经地义。异姓的“诸侯王”逐渐为刘邦的兄弟子侄所替代，到后来，他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不过汉初的“封建”制和周代的“封建”制，名目虽同，实则大异。在周代，邦畿和藩国都包涵着无数政长而兼地主的小封君；但在汉初，邦畿和藩国已郡县化了。而且后来朝廷对藩国的控制也严得多：藩国的兵符掌在朝廷所派的丞相手，诸王侯非得他的同意不能发兵。
在高帝看来，清一色的刘家天下比之宗室的异姓杂封的周朝，应当稳固得多了。但事实却不然。他死后不到二十年，中央对诸侯王国的驾驭，已成为问题。文帝初即位的六年间，济北王和淮南王先后叛变，虽然他们旋即被灭，但拥有五十余城的吴王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他收容中央和别国的逃犯，用为爪牙；又倚恃自己镕山为钱煮海为盐的富力，把国内的赋税免掉，以收买人心。适值吴太子入朝，和皇太子即后日的景帝赌博，争吵起来，给皇太子当场用博局格杀了，从此吴子濞称病不朝，一面加紧地“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文帝六年，聪明盖世的洛阳少年贾谊时为梁王太傅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认为时事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一今本作可为流涕者三，据夏炘《贾谊政事疏考补》改，可为长太息者六。”其“可为痛哭者一”便是诸侯王的强大难制。他比喻道：“天下之势，方病大腫，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他开的医方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那就是说，分诸侯王的土地，以封他们的兄弟或子孙，这一来诸侯王的数目增多，势力却减少。后来文帝分齐国为六，淮南国为三，就是这政策一部分的实现。齐和淮南被分之前，颖川人晁错提出了一个更强硬的办法，就是把诸侯王土地的大部分削归中央。这个提议，宽仁的文帝没有理会，但他的儿子景帝继位后，便立即采用了。临到削及吴国，吴王濞便勾结胶东、胶西、济南、菑川四国皆从齐分出、楚、赵等和吴共七国，举兵作反。这一反却是汉朝政制的大转机。中央军在三个月内把乱事平定。景帝乘着战胜的余威，把藩国一切官吏的任免权收归朝廷，同时把藩国的官吏大加裁减，把它的丞相改名为相。经过这次的改革后，诸侯王名虽封君，实则食禄的闲员；藩国虽名封区，实则中央直辖的郡县了。往后二千余年中，所行的“封建制”多是如此。
景帝死，武帝继位，更双管齐下地去强干弱枝。他把贾谊的分化政策，极力推行。从此诸侯王剩余的经济特权也大大减缩，他们的食邑最多不过十余城，下至蕞尔的侯国，武帝也不肯放过，每借微罪把它们废掉。汉制，皇帝以八月在宗庙举行大祭，叫做“饮酎”，届时王侯要献金助祭，叫做“酎金”。武帝一朝，列侯因为酎金成色恶劣或斤两不够而失去爵位的，就有一百多人。
景武之际是汉代统治权集中到极的时期，也是国家的富力发展到极的时期。
秦代十五年间空前的工役和远征已弄到民穷财尽。接着八年的苦战光算楚汉之争，就有“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好比在羸瘵的身上更加剜戕。这还不够。高帝还定三秦的次年，关中闹了一场大饥荒，人民相食，死去大半。及至天下平定，回顾从前的名都大邑，多已半付蒿莱。它们的户口往往什去八九，高帝即位后二年，行过曲逆，登城眺望，极赞这县的壮伟，以为在所历的都邑中，只有洛阳可与相比，但一问户数，则秦时本有三万，乱后只余五千。这时不独一般人民无蓄积可言，连将相有的也只乘牛车，皇帝也无力置备纯一色的驷马。
好在此后六七十年间，国家大部分享着不断的和平，而当权的又大都是“黄老”的信徒，守着省事息民的政策。经这长期的培养，社会又从苏复而趋于繁荣。当武帝即位的初年，据同时史家司马迁的观察，“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计算。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政权集中，内患完全消灭；民力绰裕，财政又不成问题；这正是大有为之时。恰好武帝是个大有为之主。
（张荫麟）
汉代大一统政治下之政治学说
一、引言
吾国真正的大一统政治，不能不说是秦开其端，而汉完成之，故秦、汉的历史，自其表言之，固一嬴一刘，以此代彼；自其里言之，只能算是一个时期，其共同势力者，皆所以造建大一统之时代与奠定大一统之时代而已。汉朝之儒者，固然不愿承继秦朝，而以秦为闰位，但汉承袭秦朝之制度，汉儒亦不能讳言，尽管有许多人在反对秦朝，实际上不过是对秦朝加以修正，或者是秦朝短祚所未曾注意到的事情，汉人来一一完成之。秦、汉之际无论在政治或社会方面，无疑的是一种巨大的变动，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班固都是这样看法，特汉儒以秦为变古破坏圣人的法制，与我们今日的看法稍有不同而已。
在一种巨变之下，必有许多问题产生。一方是对过去事件的处理，一方是对将来的要求，若能予以圆满解决，即能完成此重大之使命，否则即以武力勉强作成，亦必归于崩溃，秦之短祚，不能不说是对此应付不得其宜，汉之为汉，能传至数百年之久者，实有其所以然，而非侥幸所致也。所以在此新时代中，不仅要注意当时的事变，更应当注意此新时代下面的新学说，尤其是指导当时政治社会的学说。
二、秦朝的失败原因
秦、汉之际究竟有那些必待解决的问题呢？我以为，（一）是需要一种大一统的学说。秦朝用法家的农战政策，把六国兼并了，但是狭隘的法家，其用处只能在于国与国对立的时候，才有效力，荀卿曾这样说过：“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明明是说法家易于兼并人的国家而难于在各个国家混而为一之后而使他凝聚起来，这是秦朝失败原因之一。（二）是需要一个极自然的尊君理论。我们要知道周道以如此长久的时间还是停滞在封建制度里面，不能完成统一的局面，是由于天子之政令只能达于诸侯，而不能达于诸侯之陪臣，诸侯之政令只能达于大夫而不能达于大夫之家臣，家臣惟知有大夫，不知有诸侯，大夫惟知有诸侯，不知有天子，所以尽管说天子是如何当尊，终于不能统一。秦用法家的政略，于封君身死即收其土田，所以大夫对于他下面的人，不发生君臣的关系，这一点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制度，所以周王室不能作到的统一，秦实在是作到了。但是一部《韩非子》总在术的方面发挥，术者乃人君驾驭臣下的法术，法家虽是尊君卑臣，其理论根据实在非常薄弱，商、韩尊君卑臣的理论，以为君臣的关系乃是人臣以忠诚换取爵禄，假如一问人君之爵禄何自而来，则法家即无辞以对。秦朝统一以后，在此亦未有新的说明，此秦失败原因之二。（三）是需要一种均富安民的政略。大家都知道战国是商人资本发达的时代，秦虽行的是贵农轻商的政策，但他在另一方又在鼓励战士，所以秦朝的兼并者虽然不是商人，而乃是有首功的战士。并且法家所主张者，不在于安定而在于进取，不在于平均各种阶级，而在于发展各人之天才，竞争之结果，反足以造成许多阶级，秦朝在此未曾注意，所以一夫大呼，并起亡秦，此其失败原因之三。（四）是对于才知之士未予以正当之出路。战国时代，布衣卿相之局已成，才知之士，游说诸侯，可以立谈而取富贵，其不能者，亦可以为食客，秦朝执政诸人率出于游说，及其既得政权之后，则恶游说文学之士，儒侠皆无所容身。秦统一六国之后，一般人之要求皆在于重行封建，不仅是在子弟与有功之臣，得地而君之，在下面有勇才知之人都能有所归依，但秦朝并未注意及此，又未予以其他的出路，天下豪杰焉得而不起而亡之，此秦失败原因之四。（五）是废德教而任刑法。诗书文学在法家看来不仅是废物，而且是害物，治国只要有赏罚二柄就够了。如其是在作战耕田以外还有可作的事，恐怕人都不愿去作战耕田。商君有《开塞篇》，所开的是农战，所塞的诗书文学等事，以后的法家都守而勿失，秦统一天下之后当然还是如此，结果弄得爵赏无以劝善，刑罚不能止奸，此其失败原因之五。（六）是秦不能引导思想于一途而钳制思想。秦朝是知道思想纷歧足以影响于人心，而扰乱政治，所以对于战国各家各派之学说，不能不加以取缔，于是出此焚书坑儒之下策，结果使造不起反来的鲁诸儒都去附和陈涉来造反，在一方面是受压迫者起而反抗，在另一方面是秦朝根本没有领导思想的东西，此其失败原因之六。有此六端，焉得而不速亡，虽其原因，还不止此，而此六者不能不说是比较重要的。
三、董仲舒的改制运动与新儒学的创造
再来看汉朝对于上说的六项其办法如何。汉初对于商人是抑制的，对于才知之士，政府虽未予以正当出路，因当时又回复到战国养士的风气之下，所以此问题也不很迫切，当时虽未注重教化，以其能与民休息，刑罚是可逐渐减少。在思想方面虽无一种代表汉朝政治的学说起来，对于各家学说亦未压制，能听其自由发展，因为各家思想已由偏激而需要调和，所以在思想方面也不能引起反抗，在（三）、（四）、（五）、（六）诸项汉朝的办法是如此。（一）、（二）两项是新的要求，本可以稍缓。且汉初之政治与秦有极相反者在，以汉朝是封建与郡县并行，当时之纷乱固起于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而汉之所以不为亡秦之续者，亦在于有诸侯在上，为之压制平民，武帝之时诸侯削弱而天子集权，与秦朝恰相似，秦所遇到的困难，在武帝时都要有办法对付才得过去，所以我们应当注意武帝的设施，更应当注意此大一统下面政治学说代表者董仲舒了。严格的说，前期的政论家当推贾谊。贾谊所看到的问题，在武帝以前大体解决了，武帝以后一直到王莽，其主要部分都不能出董仲舒的范围。汉朝的儒家政治，一派是重实务的，贾、董是属于此派，一派专重虚文，只成为朝廷上一种装饰品。武帝崇儒以后，腐儒踵起，汉人心目中亦把此类专讲虚文的腐儒当成儒家之正宗，宣帝不好儒术，乃不好此类无用之物，而真正儒者之作用反视为杂霸，而儒者遂为废物，故吾述董仲舒之学说以见大一统之新局面之下必有一新学说应此需要而产生，并以见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之相互关系。
汉朝初年国家的大著作，如萧何的律令，张苍的章程，叔孙通的朝仪，大体是沿袭秦朝而来，娄敬明说汉之得天下与周异，劝高祖都关中，因秦之旧，其劝高祖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于关中，亦秦之故智。自贾谊、贾山昌言反对秦制以来，在思想界已起了变动，贾谊他们所重的乃是秦之废德教而任刑罚，汉朝因仍不改，非改弦更张不可，可以说此乃以儒家立场来攻击法家。汉之初起，公卿皆亡命之徒，根本不知学问，自然是沿袭秦朝以吏为师的办法，《汉书·礼乐志》说：“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礼仪与律令看成一个东西，当然有他的理由。我们再看《高帝纪》言吏以文法教训，虽是指秦时相众保山泽的豪杰而言，也是由于秦时以吏为师的制度相沿未改之故，贾谊之徒欲以儒易法，实有其不得不然之理。赵绾、王臧是政治上的儒学运动，虽然是下狱自杀，但这个已成之势不能消灭，所以窦太后一死就重振旗鼓，董仲舒是这下面的成功者，也可以说是有一部分是承继贾谊、赵绾、王臧未竟之志。董仲舒对于汉兴以来不讲教育，只重法吏，废德教，任刑罚，这种办法，认为非改正不可，在这一点是与贾谊相同的，但是要此种理想实现，非先有一个改制运动不可。《武帝纪》建元元年，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董仲舒之请罢黜百家，赵绾实为之先，但董仲舒一方请罢黜百家，一方是尽量采取各家的长处来充实自己，当时所有的问题，董仲舒都有他的答案，可以说董仲舒的儒学是汉武帝时代的新儒家。兹将董仲舒的改制运动与创造新儒学说明以后，再说董仲舒对上面六个问题的解答。
现在先说改制。在董仲舒的言论中，可以分作两部，一部是非改不可的，谓汉朝沿袭秦朝的弊俗，一部是正朔服色以明受命，所谓有改制之文，无改制之实。如对此两点(1)不分别清楚，则董生之言自语相违也。仲舒本传《对策》曰：
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无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这是董仲舒主张彻底更化的，此而不改，一切皆无所施，所谓朽木粪土不可雕圬也，此固从贾谊以来所亟于改变者。改正朔、易服色亦贾谊发之，《贾谊传》云: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
大概当时所以不愿改制者，由于求俭之故，仲舒《对策》云：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
此传闻是对文、景以来一派尚俭的主张而发，尚俭的主张亦自有其理论根据。汉兴以来，接秦之敝，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穷是事实，所以无暇讲求礼文。但是到了景帝时候，国家已经大富足了，也就感觉到礼文之不能不讲究，景帝中六年诏曰：
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闾里，与民亡异，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左轓。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下吏出入巷，亡吏体者，二千石上其官属，三辅举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请之。
其时吏多军功，车服尚轻，故为设禁，到了武帝时候，自然不能不大有改变了。并且董仲舒特别提出改制应天的理论来以促成改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
是改制度、易服色不仅以理人事，且以上答天意，此仲舒之不同于贾生者也。《春秋繁露·楚庄王篇》又明复古与改制之义：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闻，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于是自断狸首，县而射之，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软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有王者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
贾谊言改制而已，而董仲舒言改制之名，无改制之实，亦有其学术根据，盖贾谊对于法家变古的理论，是完全接受的，而董仲舒受儒家法先王、道家无为而治的影响较深，又觉汉朝在当时非有所改革不可，故有这样多方顾到的道理出来，以为沿袭秦朝的弊法，是非改不可的。董仲舒替他加上一个名号，谓之“更化”。正朔服色的改变，董仲舒又替他加上一个名号，谓之“改制”。贾谊虽然注意这些问题，但当时实施的条件未备，所以未得实现，汉家到了武帝，总算是极盛时代了，董仲舒又提出改制应天的理由来，所以居然成功了。
周末以来，诸子之学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长处是能发挥尽致，所以《庄子·天下篇》批评诸子之学说，以为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莫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各有所长，时有所用，然不备不遍，一曲之见也，所以《吕览》、《淮南》都有兼取各家之长而去其短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杂家的主张，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道之无不贯，这本是学问分裂以后应当走的途径。《吕氏春秋》将各家的偏激地方都去了，所以《吕览》一书虽然是兼取各家的学术，并不会彼此冲突。到了汉朝，淮南王安所著书，简直将各家的学问融冶为一炉，比较《吕氏春秋》又算是进步了。董仲舒也算是这一派，不过《吕览》。《淮南》是道家的色彩重，乃是以道家为骨干来融会众家，与董仲舒以儒家为主来容纳各家的学说，办法相同，成就不同而已。在汉初各家的学术也并未绝灭，《史记》、《汉书》里面有明文纪载，如文帝好黄、老家言，窦太后亦好黄帝、老子言，盖公教曹参以清静为治，汲黯修黄、老之术，司马谈问道论于黄子，贾谊、晁错明申、商，韩安国受韩子杂说，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但是以这些人的学术为周末诸子的学术，那就错了，这些人不过是对于某一家学术比较的爱好，并非绝对的宗一家，此盖政治既走上大一统的路，学术也有走上大一统的路的趋势。仲舒《对策》曰：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此本是国家到了统一以后应有的现象，在当时本无绝灭百家之意，但政府不用此类人耳。诸子学之衰，书籍大不流通，也是原因之一，《汉书·宣元六王》东平王传云：
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
可见诸子之学在当时流传不广，不过这还不能算诸子学不发达的主要原因，窃意其主要原因，还在当时一般综合各家学术的人，把各家的精华都采取了，以完成了大一统之学术，以后中国的社会又无巨大变动，不能引发新的问题，旧的问题又大体不能超过前人，所以以后中国的学术在别一方面发展去了。现在有许多人不明其妙，把一切罪过加之于董仲舒，实在是冤枉。以前有些卫道的先生排斥诸子为异端，而称董仲舒为醇儒，亦是同样的冤枉。我现在且把董仲舒取各家的证据列在下面。取道家的学说者，如《离合根篇》云：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言，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傧者赞词，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险易，坚扩刚柔，肥轹美恶，累可就财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财也。为人臣者，比地贵信，而悉见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财之。
《立元神篇》云：
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养精神，寂寞无为，休形无见影，抢声无出响，虚心下士，观来察往，谋于众贤，考求众人，得其心，遍见其情，察其好恶，以参忠佞，考其往行，验之于今，计其蓄积，受于先贤，择其雠怨，视其所争，差其党族，所依为臬，据位治人，用何为名，累日积久，何功不成，可以内参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实，是谓开阖。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无以兼人，虽峻刑重诛而民不从，是谓驱国而弃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者也。
二篇所言，皆君人南面之术，老子开其宗，而韩非引其绪，道家言君人之术，人君无为，而人臣有为，人君无为而使人臣各效其能，人臣有为以听人君裁成。孔子虽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之言，但儒家并不在此而发挥，儒家还是讲的是人君以身率下，如董仲舒所说的“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所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讥诮儒家是主劳臣逸。董生所说的“内深藏，所以为神”的道理，是儒家所不言的，儒家讲的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至于“休形无见影，掩声无出响”的道理，是儒家所不讲的。而董仲舒兼而有之，如言“天高其位而下其施”，“高其位，所以为尊”是道家的术，“下其施，所以为仁”是儒家的道理；又如“藏其形而见其光”，“藏其形，所以为神”是道家的术，“见其光，所以为明”是儒家的道理。董仲舒是要把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采入儒家的学说里面，以道家的术驭臣下，以儒家的修己之道自修，以道家的术用人，以儒家的学说行政。
取于墨家的学说者，如《为人者天篇》云：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
天道观念，在春秋以前最为隆重，在春秋时代已颇有人本主义的色彩，《左》《国》里面常常有贤士大夫重人事的理论，自孔、老以来，都是以人为重，鲜言天道，除墨子以外，没有一家是以天志为理论根据者，虽然有许多地方还是在说有志的天，此乃余习未净。如董仲舒累言受命、言灾异，这完全是受墨家的影响，《诗经》说：“文王受命。”《孟子》说：“尧荐舜于天。”《诗经》又说:“正月繁霜。”虽可以说言受命言灾异，但此种思想在春秋以后已不为人所重，惟墨子言之，此种思想在董仲舒学说中占重要位置，而儒家之取墨家，自孟子已然，假如我们要寻此类思想之渊源，惟有求之于《墨子》书中了。即如墨家的兼爱、交利、以天为根据，董仲舒亦如此。《诸侯篇》云：
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
《天容篇》又云：
其不阿党偏私而美泛爱兼利也，欲合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
董仲舒于身之养重于义，及对胶西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若重义而轻利，然实则非也。墨家注重效果，不仅是有兼爱之意，并且还要有兼利之实，此就为政说也。儒家重义轻利，乃为个人立身说，并不冲突，后人不明其理，开口便说正其谊不谋其利，避言之臣之名，于是为国谋利亦视为不可，不知不能为国谋利，所谓正其谊者安在乎？董一生之意岂是如此。又《诸侯篇》言政府之组织，纯取《墨子·尚同篇》，不过将选举天子一类话去了，此乃汉代所不容许之事实，然而汉代今文家自有禅让之说，或董生不主张选举之说亦未可知。《诸侯篇》云：
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为其远者，目不能见，其隐者，耳不能闻，于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国立君，使为天子视所不见，听所不司。
此皆可证董仲舒之取于墨家也。
取于法家学说者，如《保位权篇》云：
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无以禁制，则比肩齐势，而无以为贵矣。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位，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自令清浊昭然殊体，荣辱踔然相骏，以感动其心；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劝赏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恶，是以畏罚而不可过也；所好多则作福，所恶多则作威，作威则君无权，天下相怨，作福则君无德，天下相贼，故圣人之利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
法家之异于各家者，不在其信赏必罚，而在其欲以赏罚二柄鞭策天下，否则不能专恃赏罚以为治，赏罚者国家之大用也，而专恃赏罚为法家之独有精神，故于陵仲子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之徒，在所必诛，法家言太公诛狂谲华士，以此之故也。若道家所理想之超人，必为法家所不容，所以董生这种理论，是受法家的影响，特其言赏不得多、罚不得过，异于法家耳。
至于董仲舒之受阴阳家之影响，那更是人所共知的，本不必再说，不过有一些人以董仲舒为方士化的儒生，似又太过。我觉得董仲舒的学说，阴阳家的色彩自然是很重，假如我们要推寻其原因，则其短处亦正是他的长处。自孔子以来即注重人事而罕言天道，所以说性与天道子贡不可得而闻，诸子都是这种态度，古代那种天道观念，专为阴阳家所承继，可以说诸子之学大部分都是有人生问题而缺少宇宙论。战国末年的作品，如像《礼记》中的一部分及《易经》的《大传》，逐渐有宇宙人生打成一片的企图，《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更在这方面努力，董仲舒算是在这方面最有成绩的一个学者，在他的哲学系统里面总算是把人生与宇宙联合起来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要求。我们在秦末汉初之际，常常见得有天人相与一类话，这明明是当时的人想要了解宇宙人生的关系，凡是每一个时代的大学者，必定是对于他那个时代之下的新问题努力解释，亦惟其是能够解决当时的问题，然后配做那个时代的学者，如其是把当时的问题避开不谈，根本无新问题，何以能产生新的学说。所以我觉得董仲舒这种努力，成功与否，是另一问题，我们对于他的这种办法，不仅是不应该加以轻蔑的态度，更应当奉为创造学术的正当途径。关于董仲舒这方面的学术，应当有专题来研究他，我现在不必零碎的说。这本是很明显的事实，只要翻开董仲舒的作品，就可以立刻看见他讲天地阴阳五行四时的话，但是读他的书的人，万勿误会他在讲天地阴阳五行四时的本身，他乃是在说明天人的关系，我见得有些做哲学史的人，竟把他分裂来看，我想这样看法，不仅是使董仲舒的学术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也失了他这样努力的原意。
从上面几段看来，我们可以明白董仲舒学说的大概了。他不是一个抱残守阙的学者，他是在努力建设他的学术系统，他不是一个保守的儒家，而是以儒家的立场来接收各家的学术，以融铸成功新的儒家。他之请罢黜百家，并不是要排斥异家，以定于一尊，乃是要求有一个合于大一统时代的学说出来以指导这个时代。六艺是古史的大结合，非儒家所专有，武帝即无利禄来奖励他，他也会流行于民间，武帝不过是给他一度明白的承认。诸子之学有许多部分必不能在政治统一的局面下流行，即不罢黜他，他也会自行息灭，武帝不过是给他一种明白的抑制罢了。并且思想总是一分一合的，自战国末年以来，也就有合流的趋势，既有了这种趋势，我们要勉强使他分是不可能的，反而是，既有了合流的趋势，经过许多人的努力之后，必定有一个人出来完成这种事业，这不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许多人的一种愿望达到的表现。从政治方面来说，秦始皇的统一虽是告成了，因他下面有许多分裂的因素未去，所以不久又起了分裂，汉初的统一也是表面，诸侯王各自为政，俨然还是天子与诸侯分地而治的样子，所以真正统一的完成者是汉武帝，而秦始皇只是开端。有了秦始皇的政治统一，学术上就有《吕氏春秋》的包罗众家，《吕氏春秋》尚未做到融为一体，只是把许多彼此冲突的东西去了，当然不能算成功，《吕氏春秋》在学术上的成就，与秦始皇的统一恰恰相当。有了汉武帝的统一，自然应该有董仲舒的新儒学出来与他相呼应，才配合得起来，我们看董仲舒本人并不得意，他在思想界的影响竟如此其大，此中容有必然之因素，非偶然作得成功的。
四、汉朝的成功原因
我在前面说过秦之政治不能适应大一统的时代的有六点，汉朝既能够成功，自然有他的所以然，此不仅关系于汉朝一代，而是完成中国统一的大关键，自然条件很多，我为便利计，举出这六点来，以相对照，并且也是极重要的六点。
第一我们先说大一统的学说。蒙文通师尝说中国有两套政治学说，一套是国家主义的政治学说，一套是大同主义的政治学说。国家主义的政治学说，以强与富为特征，大同主义的政治学说，以和与平为特征。可惜蒙先生未写成文章，对此未能引申发明。蒙先生所说大同主义的政治学说，相当于我所说的大一统学说，我以为最能够代表国家主义的是法家，最能够代表大同主义的是战国末年以后的儒家，这不是元始的儒家，他里面是有许多道墨两家的成分，从他的哲学基础上看，国家主义很像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大同主义很像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秦朝是以法家的政治成功的，商君的办法确实可以作到国富兵强，把各国兼并了，他最高的理论是《开塞篇》所说的嫥力杀力，嫥力以农，杀力以战，他需要有许多国家对立，然后才能把他的力量用之于外。在他所谓之输毒，国家既有力，而不向外用，他就要在里面作怪，所以谓之毒，这种毒一输了，同时可以取得人家的好处来培养自己，所以凡是精神方面的文明，他都看成一种毒，假如提倡这类东西，大家都不愿意耕田与作战